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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建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建筑“洋风”之典型。而同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城市，由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得益于天时等原因，其“洋风”建筑亦有所兴建。
中国建筑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自己。中国建筑汉魏六朝受佛教影响，唐朝受西域影响，元朝时又受欧洲影响。
元大德九年（1305年）建在北京的“第二教堂”，可能是西洋建筑在中国第一次出现。[1] 明嘉庆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使澳门成为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外国租借地后，使西洋建筑在这里大规模传入；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成的澳门圣保罗教堂（Igreja Sao Paulo，俗称“大三巴”教堂）的残壁，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之西洋建筑遗迹。[2]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3] 清朝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1745-1759年），历时十五年建成的北京圆明园西洋楼，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大规模成群兴建的西洋样式的建筑。[4]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以此为开端，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一般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看做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洋风”（折中主义，Eclecticism）时期。在此历史时期，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潮流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洋风”时期，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建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建筑“洋风”之典型。而同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城市，则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因临近边界占据地利、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而得益于天时等原因，其“洋风”建筑亦有所兴建。
从1987年11月到1991年10月，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下，中日两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者进行合作，共同对中国天津等16个城市（其中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城市11个）的近代建筑开展调查工作，历时4年，填制调查表2612份，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有关分册16本。同时自1985年10月以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了五次有关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发表相关论文 179篇，出版论文集4本（收入论文92篇）。
本文试在前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选取上海、天津、广州、厦门、营口、青岛、南京、武汉以及哈尔滨、昆明共10个城市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有代表性的建筑为典型，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作一初步探讨。
一 沿海城市
沿海城市的发展同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有直接关系。中国海上之有轮船，以1835年英国怡和洋行“渣甸号”（Jardine）为始。到1860年以前，西方国家已有十家左右的商行和轮船公司的二、三十只轮船进入中国水域。[5]
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陆续开放沿海广州等14处为通商口岸，[6] 外国轮船自由通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商口岸逐渐成为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城市，并对整个中国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主要通过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象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在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达到了高潮。”[7]
在建筑方面亦是如此。
最具典型性的城市首推上海。
1、上海：外滩和南京路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1845年11月29日《上海租地章程》的公布，成为西方建筑进入上海的序幕，“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成为英租界；随后，法、美租界相继划定。1847年上海有外侨108人，到1850年增加到143人。他们最初都居住在上海南市老城外、沿黄浦江一带的民房，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陆续搬进租界，并开始经营建设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
外滩
外滩一般指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北起苏州河口、现两鹆甓芬欢纬ぴ?500米的沿江地带。上海市区数条东西干道均起始于此，外滩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的中心。近三十座并排而立的洋式建筑，加上东面的大道、绿化带，连同黄浦江，形成了外滩独有的风貌。
外滩建筑样式基本为“洋风”，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⑴ 初建期：十九世纪中、下叶。
建造的房屋先是木结构，后来很快发展成砖木结构，基本为外廊样式（Veranda Style）。[8] 1857年间，外滩由北往南大致有16处重要建筑：
旧英国领事馆、怡和洋行、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迪克逊医所、萧氏兄弟洋行、宝顺洋行、江海关、华记洋行、史密斯·甘纳地洋行、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亚森丹洋行、福格洋行、旧法国领事馆（租用旧房）。[9]
此后陆续建成的早期英国总会（1864年）、法国领事馆（1865年）、汇中饭店（1866年）、英国领事馆（1873年）和早期汇丰银行（1880年）仍保持外廊样式。现存的仅有1873年所建英国领事馆。
⑵发展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原有旧房基本拆除，新建筑多为三、四层的砖木结构，样式转以仿西方古典主义为主。汇中饭店新楼（1906年）具文艺复兴特征，东方汇理银行（1911年）、第二代英国总会（1911年）、亚细亚火油公司则仿古典主义样式。
⑶形成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外滩建筑格局基本形成，现代派的影响有所表现，但“洋风”建筑则达到顶峰。以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设计的第三代汇丰银行（1923年）、海关大楼（1925年）为标志；沙逊大厦（1928年）则可看作从“洋风”到现代派的过渡性建筑。
南京路
南京路是从外滩开始，由东往西延伸的一条上海市区交通动脉。其前身称作“花园弄”，是南京路的东段；后来随着跑马场的西迁而逐渐延伸到泥城浜（现西藏中路），1862年正式定名为南京路。
在初期，南京路两旁大多是二层中式木结构房屋；随着外滩的发展，外国人开始在南京路上沿街建房。此时的“洋风”样式的建筑比较简单，一般为二层砖木结构，临街做店面，后面做货房，楼上居住。福利公司（1848年）是较早出现在南京路上的三层砖木结构建筑。
由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 & Morriss）设计、1896年建成的工部局市政厅，是南京路上最早的“洋风”行政办公建筑。
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公司”中，建于1917年的先施公司（德和洋行设计，顾兰记营造厂承建）、建于1918年的永安公司（公和洋行设计，辛和记营造厂承建）基本上仿西方古典主义样式；进入二、三十年代，建于1926年的新新公司（鸿达建筑师设计，联合建筑公司承建）就处理得较为简化，至于建于1933年的永安公司新楼和建于1934年的大新公司则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2、天津：九国租界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美国开始相继在天津划定租界。租界位于距天津城南六里外的紫竹林一带。三国租界沿海河西岸而设，共长六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德国、日本先后在天津开辟租界，英国向西扩张了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俄、奥、意、比四国在天津开辟租界，英、法、日、德又进一步扩张。至1902年，在天津海河东、西两岸形成了九国租界。其中，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三国，在亚洲只有于天津设立了租界。天津的九国租界在世界近代史中是具有独特性的。
天津租界建筑的发展有两个阶段。
⑴1860年至1900年。
此阶段为各国开辟租界之初，建筑不多，质量也不高。较大的建筑是1870年建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天主教堂，其后虽经几度毁坏和重建，样式并没有太多变化，基本为欧洲哥特风格。1887年为庆祝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五十寿辰建有维多利亚花园（Victoria Park），1889年建于花园北部的戈登堂（Gordon Hall）则表现出英国中古时期建筑手法。
建于1890年的利顺德饭店（Astor Hous Hotel）是当时天津最早、最高的旅馆建筑。英国医院（1897年）、新合众会堂（Union Church,1898年）、安立甘教堂（Anglican Church，1900年）都是当时较主要的建筑。
⑵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
十月革命后苏联放弃在华特权，俄租界于1924年由中国收回；德、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其租界于1917年被收回；比租界也于1927年被收回。所以俄、德、奥、比四国租界建筑较少。英、法租界则一再扩张，特别是在中街、劝业场一带形成建筑集中的繁华地区。日本也在租界中开辟了旭街，设公园建神社。英、法、日三国租界建筑在这一阶段得到发展。
建于二十年代的建筑以具有俄罗斯传统建筑特色的俄华道胜银行（1900年前后）、日尔曼民居风格的德国领事馆（1907年）、法国罗曼式造型的老西开天主堂（1913?916年）为代表。
二十年代建造的银行建筑集中在中街，因此中街有“银行街”之称。这些银行建筑多半采取西方古典复兴样式，以英国汇丰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26年）为典型。商业、旅馆建筑主要在劝业场一带，自1922年起陆续兴建了国民饭店（1922年）、浙江兴业银行（1925年）、惠中饭店（1928年）和劝业场（1928年）等，使这里形成天津的闹市区。
劝业场由法国建筑师幕乐（Muller）设计，外观为一般的“洋风”样式，较为简化，但内部购物空间颇为高大、开敞。
3、广州：“十三行”和沙面
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就出现了外国人租建的“十三行”商馆（又称“十三夷馆”），是为最早在广州出现的一批“洋风”建筑。
“十三行”是中国历史上继“市舶司”制度后用以控制、管理对外贸易的具有特权的商业团体，其所设“十三行”商馆是供外国商人营业及居留之用的建筑。商馆建在十三行街马路以南，面临珠江的开阔空地，建筑规模一般不大，多为二层，为外廊样式。
鸦片战争后，广州于1843年 7月27日开埠。此时广州的中心区已经形成，在今越秀区一带，建有重要官府建筑；后来沿江向西发展形成的长堤及西堤大马路则建有商业、金融以及办公等大型公共建筑，多数为“洋风”样式。海关大楼（1923年）和邮局为典型。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借口恢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烧的“十三行”商馆，强行选定沙面为租界地。
沙面位于珠江岔口白鹅潭旁，为一座长约870米、宽约290米的椭圆形小岛。辟为租界后，英、法各据一方，拍卖、经营租界地，供其它国家租用，使沙面成为外国人在广州的居留地和特权区。
外国人在沙面四周筑堤为界，建桥独行，并进行了较完整的规划。主次分明的方格网道路将沙面分为规整但大小不等的12个区，所有建筑均沿道路布置，并在道路中间设街心花园。北街的临河林荫道和南街的临江公园形成沙面的天然屏界。
沙面集中了领事馆、洋行、教堂、学校等各类建筑，成为各国建筑在广州的展示地。但沙面建筑一般规模较小，质量也较差，多为砖木、砖石结构。英国领事馆、宝华义洋行、法国传教社、东方汇理银行、汇丰银行以及露德天主教堂为代表。
4、厦门：鼓浪屿
厦门市由厦门本岛、鼓浪屿和九龙江北岸沿海部分组成。
与厦门本岛隔海相望的鼓浪屿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还是人口稀少、房屋寥落的岛屿，只有一些简陋的渔屋。1841年 8月，英军突袭厦门，攻占了鼓浪屿；1843年11月 2日厦门开埠后，英国即在鼓浪屿设立租界并建造了第一座领事馆。美、英等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厦门，以鼓浪屿为根据地，向闽西南发展。当时鼓浪屿岛上有一万多人，其中50%信奉基督教，百分比是全国最高的。
1845年前后英国伦敦会在和记崎建两层洋式建筑（即福音堂前身），1905年新建福音堂；西班牙传教士在本世纪初在鹿礁路建天主堂；此后，美安息日会亦陆续建房设堂。同时，教会还创办医院、学校等。
1851年，英租界迁到厦门本岛海后滩，在那里兴建码头、货栈、领事馆、洋行、教堂等建筑，使海后滩一带日趋繁华。同时，在1860年以后外国人大批进入鼓浪屿，占据地盘，建造房屋。
此时在鼓浪屿建的建筑主要有：
第二代英国领事馆（1870年）、美国领事馆（1865年）、西班牙领事馆（1855年前后）、第二代日本领事馆（1897年）等。
1903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以后，曾被外国人称为冒险家的“天堂”、“乐园”，俱乐部、舞厅和酒楼遍布全岛。内地的军阀、富豪也纷纷来岛建造住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华侨回国，也在鼓浪屿发展房地产、建造住宅，创办电话、自来水厂等公共事业。
鼓浪屿现有建筑的70%左右都是在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多数带有外廊，一般用当地石材或红砖建造。其中八卦楼（1907年始建、三十年代建成）、“书笔楼”（又名“观彩楼”）、“金瓜楼”、菽庄花园（1913年）等为代表作。
5、营口：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
三国时（238年前后）营口即是一处渡津；明朝已在此设关收税验卡，为防范日本海盗建屯兵城堡。清雍正年间，营口已成为“舳舻云集，日以千计”的转泊码头。
历史上，高丽族曾占营口地区前后达264年（东晋元兴三年至唐总章元年，即404?68年），在营口地区先后建筑15座山城。[10]
鸦片战争后，牛庄于1861年 4月 3日开埠。牛庄本指营口市东北45公里、辽河以东的一处商业集镇。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考察营口、牛庄后，以营口自然条件优于牛庄，而强以营口（当时称“没沟营”）顶替牛庄为口岸。从此欧、美、日各国皆称营口为“牛庄”。于是营口成为东北三省当时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1861年 6月11日，英国在营口三义庙附近开设领事馆。继之，法、美、德、俄、日、丹麦等国陆续设馆。1864年 6月12日，中国总税务司开设营口海关（新海关，又称“东海关”），开关征税。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据营口，开始经营新市区，于1908年前后掀起建设高潮。1909年，日本人将俄国人修建的南满铁路支线从牛家屯延至青堆子，11月20日营口车站建成（后于1916年重建）。
但是，由于当时自然条件优于营口的大连港的修建与开发，使营口失去了东北唯一贸易吞吐港的地位。在本世纪初年，营口虽然有一些建筑活动，但毕竟没有发展上去。
营口从开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建筑物主要有：
⑴英国：英国领事馆、太古轮船公司（1890年）、旗昌洋行（Bandinel & Co.,1862年）、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1888年）、第二代东海关（1924年）、Astor House 及普济医院。多数是单层，早期样式为外廊式，当地称为“买办式”（compradoric）。
⑵美国：西海关（旧海关，1900年，Carl设计）、中国银行、美孚石油公司河北油栈等。前两栋有西方古典复兴样式的影响，后者较注重实用性处理。
⑶俄国：民政厅（后改作领事馆）、民政厅审判所（后改建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华道胜银行（1898年）等。基本采取西方古典复兴样式。
⑷日本：日本人在营口建筑最多，有交通、商业、办公等多种类型。较有代表性的是正隆银行（1906年）、“辰野式”日本领事馆（1912年，三桥四郎设计，加藤洋行承建）、具北欧风格的营口站（1916年）。
⑸其它：永源轮船洋行，正立面两端突出的山墙有巴洛克处理手法；卜内门公司则具有中世纪晚期尼德兰世俗建筑的特征。这两栋建筑建于十九世纪后期，是营口现存最早的“洋风”建筑。
6、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侵占青岛；翌年 3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强租青岛99年。1898年 9月，德国开放青岛为自由港，整个青岛地区作为德国殖民地又称“胶澳租界”。
德国对青岛的统治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结束，其后德国的特权被日本承袭。
德国占据青岛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在此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具有德国特色的建筑物。1899年德国人所作青岛的总体规划将华人与欧洲人分开，欧洲人区称“青岛区”，界内只准建“洋风”建筑。“青岛区”内围绕观海山布置行政区、商业区，东西两侧设居住区。
观海山南麓的坡地上是“青岛区”中心广场，中轴线长约200米，北端为总督府，南端是位于海湾边上的叶世克（Joeskee）纪念塔。围绕广场建有胶澳法院（1912年）、英国领事馆（1907年）、开治酒店（Wirtshaus fur Katz）、亨利王子饭店（Hotel Prinz Heinrich，1911年）等。
此外，胶澳警察署（1905年，Wentrup设计）、胶澳邮政局（1910年）、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1906年）都是行政区内的重要建筑物，仿德国新文艺复兴样式。
总督府建于1906年，Mahlke设计，具巴洛克建筑特征，配有法国式折覆屋顶。总督官邸（1908年，Lazarowicz设计）、总督别墅（又称“花石楼”，1906年）则以石头装饰外墙，自由活泼，与同时代的德国建筑不尽相同。作类似处理的还有青岛基督教堂（Evangelische Kirche fur Tsingtau,1910年，罗克格Curt Rothkegel设计）。
仿德国新文艺复兴样式的青岛火车站（1902年）、施奈德拉格·吉姆森官邸（1906年）、胶澳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别墅（1900年，奥尔末Ernst Ohlmer设计），具有新艺术运动特点的“红房子”，采用露明木构架的海滨饭店（1904年）、水兵俱乐部（1899年），都是“青岛区”有代表性的建筑。
花园住宅是“青岛区”居住建筑的主体，大都由德国建筑师设计，以德国传统样式为基调。
二 长江沿岸城市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将长江的航运权对外开放。美商琼记洋行（Augastine Headd & Co.）最早把轮船驶进长江；1861年 1月，它的第一艘航行长江的轮船“火箭号”（Fire Dart）驶抵上海，开辟了上海至汉口间的航线。[11]
1876年《烟台条约》明确把宜昌开为通商口岸,沿江“内地处所……轮船暂准停泊”； [12] 1890年《烟台续增专条》则规定“重庆即准作通商口岸”，外国船只自上海通航重庆，导致中国内陆城市重庆于1891年 3月正式开埠。[13]
西方外来的建筑文化沿长江溯流而上，对沿江城市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结果同沿海城市相比，明显减弱。“洋风”建筑样式为少，且多半集中在城市的沿江岸一带。
1、南京：下关
虽然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南京开埠，但因当时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英、法不敢前来通商，建筑方式仍按旧制。
太平天国失败后，1868年法国传教士在原佛教古寺废址上新建天主堂，1870年建成，是南京现存最早的 “洋风”建筑实例。此后，基督教在南京发展，教堂、教会学校和医院也日渐增多。1888年美国传教士创设汇文书院，同年建有三层教学楼，砖木结构，是南京最早的三层“洋风”建筑。
1899年，南京下关正式对外开放为商埠，并在下关设金陵关。开埠之初仅限于下关沿江一带，未及城内，各国均纷纷在下关设领事馆与商行。招商局和太古、怡和洋行以及大阪商船会社等陆续在江边兴建码头，促使下关大马路、二马路、永宁街一带商业区发展起来，成为“洋风”建筑影响南京的中介。
二十世纪初年，南京的一些官方建筑及商店铺面都相继仿造“洋风”样式。较典型的有：
江苏省谘议局（1908年，孙支厦设计）、南洋劝业会场建筑（1910年）、扬子饭店（1915年）、下关电灯厂（1917年）、下关中国银行（1918年）、江苏邮政管理局（1918年）。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京近代建筑开始繁荣时期，尤其是国民党政府于1927年正式将首都定在南京，促使了城市的全面规划与建设，形成建设高潮。这以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1926?929年）和南京政府制订的《首都计划》（1929年12月）为代表。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第二个时期，南京占有重要地位。
2、武汉：汉口租界
武汉的城市建设沿长江和汉水两岸展开，自然地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足而立的局势。历史上的武汉三镇，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皆为分治，各有隶属。武昌历代多为官府治所，是著名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商业亦很繁荣；汉阳的手工业及商业自唐代以后已相当发达，尤其近代龟山工业区形成之后更闻名中外；汉口成市最晚，但在近代发展很快，逐步成为著名的商业都会、内陆商品的积集地。
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率先在汉口市市镇以北、杨林口上下划定租界；同年即兴建领事馆，随后，工部局、巡捕房等相继设立。这些建筑多为二、三层，为外廊样式。
1865年，麦加利银行在英租界建三层砖木结构行舍，由英商发德曾建筑公司施工，是汉口第一栋外商银行建筑。同年，法国在英租界下首建领事馆。
1895年，德、俄、法、日相继在汉口划定租界；1898年以后又纷纷“越界筑路”，扩展租界。五国租界设定后，美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荷兰、墨西哥、瑞典七国亦来汉口设领事署。西方“洋风”建筑通过汉口租界传入武汉。
德国领事馆（1895年始建）、俄国领事馆（1904年建成）、美国领事馆（1905年）、东方汇理银行（1901年）、第二代汇丰银行（1913?920年，派纳设计）、第二代横滨正金银行（1921年，景明洋行 Hemmings & Berkley 海明斯 Hemmings设计）、花旗银行（1921年，亨利·墨菲 K.Murphy设计）为“洋风”建筑的代表。
汉口租界内的一些华资银行，如大清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1926年）、浙江实业银行（1926年）也多以“洋风”样式建造。
1900年，随着芦汉铁路通车，汉口旧城大智门火车站建成；1924年，海关大楼建成（斯九生Stewardson设计，上海魏清记营造厂承建）。海关大楼位于两条城市道路交汇处，建筑师巧妙地利用了突出江面的地段，使其成为汉口的重要景观。带有钟楼的四层海关大楼一度成为汉口的城市象征。
三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
中国内陆地区的一些沿边城市，因其地处边陲，而较多直接从邻国、或转而通过邻国接受其它国家的影响。其中，铁路的建设和开通是重要媒介。
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铁路是1876年英、美等国商人在上海擅自建造的吴淞铁路，但在经营一年后拆毁。[14]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争夺中国路权，俄、德两国分别开始建设中东、胶济铁路，法国建设滇越铁路，英国建设道清铁路等。
中东铁路和滇越铁路的建设，对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西南城市昆明产生较大影响。
1、哈尔滨和中东铁路
俄国于1896年取得修筑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修筑权，1897年又取得修筑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洲支路的修筑权；1898年把中东铁路建设工程总局由海参威迁到哈尔滨。随着两条铁路线的建成，哈尔滨作为铁路交汇枢纽和中东铁路局的驻地，从1898年开始发展起来。
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
建于1903年的哈尔滨火车站（基特维奇设计）作为哈尔滨的门户，以其“新艺术运动”的样式成为城市的标志。建于1902年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大楼（德尼索夫设计），是早期行政办公建筑中规模最大的，采用了在彼得堡举行的设计竞赛的得奖方案。属于中东铁路系统的其它建筑有：中央医院（1900年）、旅馆（1902年）、莫斯科商场（1906年）、商务学堂（1906年）、电话局（1907年）、督办公署（1910年）、俱乐部（1911年）以及各类住宅、公馆等。它们都是较早出现在哈尔滨的“洋风”建筑。
东正教堂在形成哈尔滨独特的城市风貌中有重要作用。早在1898年，哈尔滨就建成了第一座东正教堂棗香坊圣尼古拉堂；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正教堂已达25座。
初期建造的教堂多是木构，以1900年建于南岗中心广场上的圣尼古拉大教堂（鲍道雷夫斯基设计）为代表，是井干式木构帐篷顶教堂。二十年代以后采用砖石结构，如：圣母领报教堂（1930年）、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1935年）。1923?932年间建造的圣索菲亚教堂是哈尔滨规模最大的东正教堂。
哈尔滨的城市规划始于1899年，以在市内呈丁字形相交的铁路线把城区分为若干区。新市街（今南岗）为铁路行政区，临近松花江的埠头区（今道里）中形成商业街。埠头区中国大街上的主要建筑有协和银行（1917年）、马迭尔旅馆（1913年）、秋林商行道里分行（1919年）、俄国侨民会（1909年）等。俄罗斯传统建筑和“新艺术运动”样式的影响在这条名为“中国大街”的街道上得以充分地表现。
2、昆明和滇越铁路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和缅甸相邻，交通异常不便。因而鸦片战争对云南的影响远不及沿海地区那么显著。1883年越南沦于法国、1885年缅甸割于英国；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从河口进入云南，从此云南开始了近代胫趁竦氐慕獭？梢运担蟹ㄕ秸栽颇系挠跋欤嗟庇谘黄秸灾泄挠跋臁?br>
1903年，法国动工修建滇越铁路，1910年 4月 1日通车；南起越南海防，北至昆明，全长855公里，其中云南段（河口至昆明）长466公里。滇越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
1905年，昆明作为商埠开放，并划定商埠界址，供各国商人在界址内租地居住。后来这一区域全部被法国所控制，成为非租界的租界。外国教会早在1696年就在云南设立了天主教主教区；1876年在昆明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棗平政街天主堂。
因此，西方建筑文化进入云南和昆明主要借助于三条途径：设立教堂、修建铁路、开放商埠。相对来说，其中滇越铁路是比较重要的途径。
越南至少比昆明早二十年落入法国的控制，其建筑较多受到法国的影响。有许多越南人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他们间接地把法国的建筑文化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因此，昆明的“洋风”建筑主要受法国、其次受英国的影响。主要有：
滇越铁路云南公司（1910年）、昆明南站、甘美医院（1912年左右）、圣约翰堂（1915年）、滇惠医院（1916年）、东方汇理银行（1918年）、颐中烟草公司昆明分公司（1920年）等。[15]
1909年清政府为编练新军而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虽主体为中国传统的走马转角式建筑，但在细部处理上多有“洋风”建筑影响；1921年所建东陆大学会泽院、1927年所建唐继尧墓，则明显地采用西方古典复兴的样式。
附 注
[1]参见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历史源流》（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中“1305年：基督教堂在北京出现”一章。
[2]参见张复合：“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 1期；韩国《 》（TOTAL DESIGN）杂志，第79期（1989年 8月号）。
[3]参见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历史源流》（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中“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堂建筑在北京三百年”一章。
[4]参见张复合：“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 1期；韩国《 》（TOTAL DESIGN）杂志，第79期（1989年 8月号）。
[5]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月。第119?21页。
[6]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 9月。第30?48页。
[7]［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月。第230页。
[8]外廊样式又称殖民地式 Colonial Style、殖民地外廊样式 Colonial Veranda Style。参见藤森照信：“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刊于《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9]参见村松伸：《上海：都市与建筑》，东京PARCO出版，1991年 4月，第24页；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编写办公室编著《东方巴黎棗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 4月，第70页。
[10]参见丁立身主编《营口名胜古迹遗闻》，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5月，第 1?页。
[1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月。第119?21页。第125页。
[12]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 9月。第30?48页。第349页。
[13]槐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9月。第11页。
[14]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8月，第342、343页。
[15]参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法、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史料，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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