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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澜书院：以公益而兴，因公益而亡 | ||||
| 作者：佚名 老城旧影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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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回眸 文澜书院劣绅受罚记 按自然经济的年代，民间社会很“小”，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近代以降，随着城市化在人类社会推进，随着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加强，人们对私权的监督意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意识加强了。历史证明，在有关对公共利益的处理中，政府扮演的角色重要，责任重大。 〈一〉 1928年6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西关市民揭发文澜书院恶霸侵吞公款的文章：西关恶霸罗崧藩，把持文澜书院，侵吞清濠公款，致使西关街道浸淫，市民出行困难。 广州西关一带，地势低洼，沟渠纵横，若不及时清理，每逢大雨，排洪不畅，街头积水很深，市民怨声载道。但恶霸罗崧藩势力广大，耳目众多，人们敢怒不敢言。 实际上，民国初年，文澜书院就已势力庞大，广州首任市长孙科，在清理公产时，不敢动文澜书院。因该机构“一开始乃清濠公所，始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当时，西关名绅何太清、钟启韶等配合官府对西关纵横密布的濠涌进行一次清理，因为河涌疏通事关西关洋行商贾的利益。事后，西关广利、伍怡和、潘龙敬堂等十二家，捐出十三间房屋，成立清濠公所，目的是“永为修濠之用”。 后来，“更择数橼建为书院，为士子会文之所”——这就是文澜书院的来历。 可见，行商捐出这些房产是为了清理西关沟渠，而这些产业乃属清濠公所所有。文澜书院则利用了清濠公所的一部分地方，开展文学交流活动。
按当时规定，清濠公所经费由文澜书院管理，每年推举院中“孝廉殷实者一人管箱”，其余轮流为值理。由于发起者和与会者的名望，“粤省科场士子，皆以入院为荣”，而“科场得意者多出身院中”。文澜书院设立最初的50年间，西关一带就有数十家中翰林进士，传出了“下西关是风水宝地”的佳话。而港澳、海外归侨和天津、汉口、上海的粤帮商贾，多在下西关附近购买或建筑房产，“以效孟母择邻之雅”。由此，文澜书院“香火日盛”，势力大增，除拥有不少捐赠的资产外，还把房屋用以出租，并拥有广州“酒家之冠”的文园酒家。 文澜书院的士绅与清朝翰林院的人多有交情，往往会借此途径，参劾来粤任职的外籍官吏，同时也与地方权豪关系盘根错节。 当时，文澜书院的主事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一般由具有强大势力的豪绅当任，地方当局通常不敢开罪，而历任督抚莅粤接任，无不先来拜会主事。 1918年前后，一名叫罗崧藩地方劣绅进入文澜书院，此后把持文澜书院长达10余年。此人盗换公产，该院收入，多入自己腰包，“书院中其余人等，多畏其凶横，不敢与较”。罗崧藩脸孔赤黑，状貌狰狞，时人号之为“红面阎罗”——“阎罗，本系最严厉而寡恩之冥王，以此况罗，殆因其貌而姓罗也”。 “罗崧藩外结地方权势，以为己助，内唆彼之二子，以作爪牙。其长子罗学阶任职公安局侦缉处，次子乃市井无赖，父子同恶相济，如虎添翼”。而文澜书院，每年依例改选一次，有次选举时，“其子挟械入场，向院友威副利诱，务以选出乃父为止”，“故罗连任十数年，无人敢与之争竞”。 文澜书院，“产业至多，而罗氏贪污舞弊，侵蚀多方；如西关著名之文园酒家，广大为全市酒家之冠，园内豪台楼阁，结构华丽，有山可攀，有池可濯，而月收租金，见于公账，仅五十元”；“位于下九甫之中山电影戏院，建筑轩敞，每月租值，仅列百元。罗氏坐吞学产自肥外，而于每年例须清渠之举，却置若罔闻。”
1920年代，广州厉行市政，全市大修马路，程天固出任工务局长，在开修太平马路时，就和西关劣绅斗过一回，在陈炯明的支持下，工程才得以顺利进行。 1929年，“西关濠道失修，久为社会人士所侧目”，程天固在广州市市长林云陔的邀请下，再次担任工务局长，他制定了“三年工务计划”，要在西关清濠修路，首先就要拔掉罗崧藩这颗钉子。 不过，罗崧藩神通广大，耳目众多，又和公安局有联络。为此，程天固事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掌握了罗的大量罪证。 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是文澜书院会友的日子，一般都会在文园酒家举行公宴。程天固准备在这一天动手，他先在文澜书院周围密布工务局稽查员，后派两人携信函直接进门，称要将信亲手交给罗，其时，罗正与一伙人在举杯畅饮，刚起身接信函，工务局两人立即动手，挟持罗与其管账员出门而去，门外稽查员见状相继露面，簇拥而去。 罗崧藩被拘后，程天固将他秘藏于河南某处，以绝外人营救。第二天，文澜书院中的怕事绅士，有的远走港澳以避，有的则紧急开会，商议营救之事，并日夜四出运动，寻找关系。某军部及公安局侦缉队等，也四出纷访罗氏下落。此时，程天固专门躲入白云山中，拒不见客，任何讲情，都不为动。当时粤军要人梁鸿楷来保，也没找到程，只好作罢。 为慎重起见，程天固邀请了财政局会同工务局联审罗崧藩，令罗交出产据清算各项帐目，同时布告市民，所有文澜书院的产业，将公开投标，所得资金，一半为清渠之用，一半为兴筑西关市立第二中学校。 罗初被拘时，还“以巨贿多方请托，均无效”，一周后，不得不交出文澜书院院产，才被释放。
文澜书院产业，以前无人知其底蕴，至此完全大白，经清点后，程天固将之转交财政局，办理开投，以示大公。当时共拍卖了上百万元的巨款，这为广州市工务局建设计划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罗崧藩下台，文澜书院被拍卖，一个历史百年的书院从此不复存在了。不过，文澜书院起于公益，又毁于公益的历史，令人感慨良多。 综合1928年6月、1929年9月广州民国日报报道
《搜书院》是粤剧中的经典剧目，剧情很简单：某著名书院的学生，爱上了地方官家里郁闷的小丫鬟，侵犯了老爷的尊严，遭到报复，书院的老师挺身而出，力抗强权，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剧中最激烈的冲突，当数作为地方官的镇台大人，准备假公济私，搜查书院，作为书院负责人的掌教谢宝，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同时巧妙周旋，使镇台无功而返。 从现代法律的角度来看，于连爱上比他大10岁的市长夫人，也只是违背伦常，并不算犯罪，何况书生爱上丫鬟呢？镇台大人出面干预，只怕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法海和尚干预许仙和白娘子恋爱一般。即使丫鬟属于大人的私人财产，大人也应当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而不是直接带人到书院搜查，这有滥用权力之嫌。 还有一个特定的问题，就是书院在传统中国的超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并且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存在，在中国是有历史的，情况相似的还有寺院。因此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水浒》中“鲁智深醉打山门”一章，生活中可能性很小，但元明两代许多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凭借一张度牒便可逃脱法律制裁，的确属实。 在与政府公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利益集团”自然会应运而生。这些集团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既有一定的草根色彩，又存在深厚的国家背景，宗法色彩浓厚，势力盘根错节。评价它们的社会价值，必须借助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政府的善良程度和执法效率。 小时看过一个话本《金台三打少林寺》，讲的是北宋的故事，里面的少林寺在安徽，是一个庞大的江湖势力，有绝世高人作为靠山，有地方政府作为同盟，有善男信女作为“椿脚”——台湾选举中经常使用这个词，有千万武僧作为打手，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文弱的北宋朝廷也无法可施。这时一个英雄脱颖而出，就是朝廷钦封的“天下拳王”金台——他后来收了周侗为徒，后者又是大英雄岳飞的恩师——因此金台可以算是岳王爷的师祖，他凭借名号，聚集海内义士，用尽各种办法，三打少林寺，铲除了这个大型的“黑恶势力”。如果类比的话，金台的功能，属于政府授权的执法机构或者说武装部队，有点像曾国藩的湘军，不过联系更松散。
程天固(1889－1974年)，中山南朗人，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后去美国读书，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广州创办实业。1921年和上世纪20年代末，两任广州工务局局长，在任期间，厉行市政，对广州拆墙筑路贡献巨大，但在广州城建过程中，因过于激进，也损害了不少古迹。 1924年任广东大学法科教授、法学院院长。1929年，不畏权贵，处理文澜书院恶绅侵吞公款一案。1931年参加反蒋派国民政府。历任西南政务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广州市市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墨西哥、巴西等国大使。著有《联俄讨论》、《程天固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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