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我佩服的还是东汉末年的汉灵帝刘宏，这位有创意的仁兄，或许还是我的远祖，不满宫廷生涯的压抑，把街头直接移植到皇宫里，“作列肆于后宫，使诸宫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他自己则“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他这么重商的直接后果，就是十个宦官作乱，后来天下大乱。不过我们也真的要感谢他，否则就没有那么多的三国故事和游戏产业了。

    街头是自由的舞台。巴黎在一百多年的街头对抗中，生发出无数的政治制度和文学经典，从雨果到左拉，从波德莱尔到萨特，都在街头和咖啡馆里孕育灵感和培养激情。这种政治活动方式，显然属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平民政体了。不过他要是看到台湾的民主现实时，他对法国的满意度会大为提高的。

    街头政治是台湾从训政时期走向宪政时期的重要途径，不过20多年后，还停留在“天下围攻”这样的水准上，确实代表了东方特色。难怪早年有人对我说，要是民主必然会导致“璩美凤事件”的发生，那么这种民主不要也罢。我不同意他的结论，不过很理解他的感受。

    自由可能需要暴力，但暴力绝不代表自由。雅典和罗马的市民广场，天天在演出古典的悲剧或者高深的演说。西塞罗尽管身遭横死，死后他的头颅和手足还被送到帝国的四方以儆效尤，但并不妨碍他的美名流传千古和对罗马文化的贡献。但在我们的现实中，除了网络之外，很难看到这种公共的空间。在广州的街头，我们看到了忙碌的车流，麻木的表情，还有什么呢？只有层出不穷的身体暴力，在演出后现代的黑色幽默！

    街头更是利益的温床。随着现代化的进步，每一块土地都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街头更是寸土寸金，最大的价值便是用来发布广告，传递信息。从公共厕所里那些鱼龙混杂的性病专号，到摩天大厦楼顶流光溢彩的品牌形象，构成了大众文化的整体立面，也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利之所在，必然你争我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街头广告的争夺，正如其他形式的竞争一样，固然不好看，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用一句套话说，总比没有竞争的好。

    我在想，将来要有人研究街头广告特别是竞争的历史，一定不能忘了一个人，那就是近日因股票在美国上市而大富的新东方老板俞敏洪。这位身材高瘦、酒量大、仰慕泰戈尔的诗歌、崇敬西方文明的江南人，不满体制的束缚，离开了中国的北京大学后，因开办培训班其实就是新东方的胚胎的需要，不短的时期内每天提着一桶糨糊，在电线杆上贴招生广告，多次跟同行发生冲突，他的手下更是几乎被人捅掉。这样的人物，能成为“留学教父”和国际化的代表，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坐在显赫的岗位上还在哭穷的同龄人所能比拟的。

    所以，我说，街头，广告，争夺，充满生机，充满希望，事在人为！    

    记者观察
    牛皮癣乱象下的个体生活

    上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正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各行各业都在寻求突破，以香烟为例，当时国货与洋货进行殊死斗争，为了能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不得不到处打广告，然而报纸广告价格高昂，而街头墙面既不用花费金钱，也不受日期限制，所以成了很多商家相互抢夺的板位资源。

    78年前，广州的街道墙壁，贴告白纸并不收费，所以谁占了先机，谁就占了一个好位子，但凭什么你可以占那么大的地方，我不可以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家公司刚刚贴上去，没过多久就被另一个广告覆盖，如此反复。有意思的是，那时的香烟广告纸“多印刷精雅，华丽夺目，厥值颇昂”，而药商的广告则是相当粗劣，内容也“多以花柳病居多”，香草公司与药商相斗，损失甚大，不得不变更策略，改换价值较廉的“街招”，以图长久战斗。更有一些人，由于占不得街道墙壁先机，于是把广告贴在电线、电灯电话杆上，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严禁随意张贴，违令者“按址查传，严予究罚，决不宽贷”。

    所以，民国时期的街头广告，以粗制滥造居多，印刷技术原因有之，“劣质驱除良质”的原因亦有之，这种广告一旦泛滥，很容易成为城市里的牛皮癣，于形象有损，于观瞻有碍。当时就有人这样写道：我们的城市几乎都是花柳和梅毒广告的天下。虽然说法未免极端和片面，但也反映了当时街头广告的现状。

    对于街头广告，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短，古代张榜通缉嫌犯，就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街头广告更是达到了高峰，大字报成了当时街头广告的主流。可以说，当时的街头广告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为了政治或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社会进步了，大字报已经成为历史。但街头广告仍然在继续，牛皮癣依旧“风行”，墙面、电线杆、桥面、楼梯间，到处可见，尽管政府也有相应措施，但效果却不是很大。前几年有些城市曾发明一种“呼死你”的做法，一开始效果明显，但后来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不了了之。我们的视野之内，都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让人眼花缭乱，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和对一个城市的信心。

    街头墙面广告不仅是一种商业手段，更可以体现一种文明程度。而在中国，随意张贴是一种“传统”，只要那个地方是空白的，就有粘贴的欲望，完全不顾人民大众的感受，不顾这个城市的形象是否受损。其实不仅是在城市，农村也遭到了广告的污染，房屋、墙面无一处是“清白”。在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里，我们的确需要对这些墙头粘贴广告、喷刷广告进行清理，以保持我们清新而文明的形象。

    旧时世相
    
    英美烟草公司选美会被撤

    据1928年10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华人烟草工会，以报载英美烟草公司选美告白一则，以人类为玩物，等闺秀于娼妓，侮辱妇女，特函市党部，请将该公司选美妄举撤消，以重人格，市党部准此，查所称属实，特转函公安局，饬该公司将选美一事撤消云。
    
    三星烟改用扁装绿纸包

    据1928年1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华商烟草公司之三星香烟原白纸圆包，兹为避免其他香烟混淆起见，特将原日白纸圆包改换扁装绿纸包以示区别，昨日业已上市，并闻此烟之吉包，每个可向该公司各代理处换彩券一张，如得彩者，有1500大元之奖品云。
    
    华人烟草行倡议抵制舶来品

    据1929年11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昨十七日华人烟草行，为积极提倡国货，打倒舶来伪货，以贯彻民生主义起见，特东请全市各国货代理，在桃李园茶会，研究进行。至十二时，各代理店代表先后莅止，并烟草行各行友，宾主共百余人，济济冠裳，极一时之盛，随举出黄誉韩陈玉衡简竹林刘成龙梁培基沈若湖杨鹤州熊少康等为主席团，恭读总理遗嘱后，首由熊少康宣布开会理由，次由梁培基致开会词毕，陈大年律师先起演说，其演说主题为抵抗舶来品国民应有的觉悟，陈律师精神焕发，声若洪钟，痛快淋漓，滔滔不竭，一时全场会众，神气为之发扬。演讲完毕，乃由陈玉衡宣布各代理售货办法，全场一致赞成，至是各公司代表人乃相继而起，各对所属代理，为诚挚的贡献，并对主席团表示负责，各代理亦继起宣示，诚恳地接受，一致的决心，宾主互相勉励，备极欢洽云。
    
    卫生局编刊劝告文

    劝戒束胸及吸烟

    据1928年11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妇女束胸，儿童吸烟，此两种恶习，均能伤害身体，现卫生局乘此次全省运动大会，特由医务课教育股编刊劝告文，在会场散派，劝告各青年学界，不可束胸吸烟。其文云，束胸恶习，为害不浅，易患肺痨，性命难免，亟宜解除，以保康健，纸烟有毒，伤害脑力，妨碍发育，减少记忆，青年儿童，不宜吸食云。

    旧闻延伸　
    
    取缔戒烟药品广告

    据1924年2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　大本营禁烟督办署昨函市政厅云，迳启者，查戒烟药品，原为烟疾人民清除痼疾之用，关系极为重要，现查各地方商店制造售卖戒烟药品，只求牟利，不顾危害，甚至巧立名目，滥用鸦片吗啡高根等毒质搅入其中，以致烟害未由肃清，凡此情弊，均于烟禁前途殊多妨碍，若非严行取缔，分别检验，不足以杜流弊，而维禁令，兹经本署制定取缔戒药品暂行规则十七条，布告限期缴验，以咨整顿，相应抄录规列，函达贵厅，请烦转饬卫生局知照。
    
    取缔花柳药品广告案

    据1924年2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公用局现以取缔冒医麻风，售卖花柳药品一案，前经公安卫生教育三局，布告执行，昨查本市惠爱东路义成昌洋货店，及西关濠口东堤等处铺户，均有代理姚佐顿白涿丸大木牌，横悬人行路，实属有碍观瞻，特函请卫生局，会同公安教育局，照案取缔，卫生局准函，当将售卖花柳药品之中西医生药商店名住址，列册转咨公安局，饬区严密查禁，昨公安局准咨，已转饬各区署按址查禁，毋稍瞻徇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街头广告之一。图中大新公司
以游街人手举招牌的方式，起广而告之之作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布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药品广告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