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回眸

    1928年

    78年前警察街头刺死小贩
    按2006年8月11日，北京城管海淀分队的副队长李志强在该市一次联合整治行动中，与一名叫崔英杰的卖烤肉小贩在争执三轮车的过程中发生冲突，被刺身亡。无独有偶。我们在1928年的广州民国日报上，也发现了这样一起新闻事件，广州的一名小贩在靖远街摆卖甘蔗，途中遭到一名警察的阻挠，两人发生冲突，最后蔗贩死于警察刺刀之下。
    素不相识的小贩和城管，一个代表政府层面的执法者，一个代表社会底层的求生者，在城市这一代表人类文明成果的地域发生冲突，最后酿成流血事件，这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事。这事的后面，反映出城乡之间、城市发展与底层居民生存之间的矛盾对立。

    〈一〉起因
    
    警察刺毙小贩

    据1928年3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　十七日晚九时许，靖远街恒纶车衣店门前，人声嘈杂，奔走相告，谓警察刺毙小贩。记者上前探访，见死者之妻梁氏，伏尸恸哭。据临近住客所言，死者名潘财商，是晚九时担蔗贩卖，经此歇足，被警察干涉，互相争闹，未即行弊命。据九区二分署所录该警察曾祺供词称，该警当时随同李警长出巡靖远街，见有蔗贩阻碍交通，上前干涉。该贩不服，且以恶言相向，即由李警长面嘱将其带区办理。

    斯时小贩手持菜刀，砍伤警察左手，警即退后数步，荷枪防卫。不断该贩立足不牢，竟向枪前仆倒，腹部撞着刺刀，以致受伤。李警长目睹情形，以警察执行职务，不无操切，特将警带区听候核办云。

    又(持平社)云，市公安局以各街小贩，有碍交通，迭经通令各区署实行驱逐在案。昨十七日晚八时许，有九区二分署巡查队一队，行经靖远路，恒纶车衣店前，见行人路有一蔗摊，横陈路上，殊属阻碍交通。即上前劝论，自行搬迁，否则以武力执行。该巡查队语竟，即行他去。摆蔗摊之男子，一见警察远去，摆卖如故。该巡查队旋即折回原地，搜查执照。瞥见蔗摊仍然陈列行人路，警察曾其，以其有意反抗，立上前干涉。殊该男子不服，持蔗刀向警砍去，刺伤手部。曾其为自卫计，随拔刺刀相向，不知如何，误刺该男子下部，血流如注。各警睹状，上前制止，即将伤警及该男子一并送入市立医院医治。男子因伤要害，旋即毙命。查死者名潘财商，年约四十岁，住铁炉巷十三号，该区署昨十八日已召其亲属领死尸埋葬云。

    点评：78年前的广州民国日报，以较显著的版面位置报道了警贩冲突事件。编者选取了两个视角，既有该报记者的亲身采访，也采用了其它通讯社的报道，力求还原事件真相。

    〈二〉发展

    一个小贩的死亡，引起两个阵营的对抗。从此后两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蔗贩的街坊、乡亲们联合起来，呼吁执法部门进一步审理此事，同时，执法部门也加强了对摆摊小贩的治理，颇有针锋相对之感。

    死者的亲人与街坊请商会为死者申冤，并且指出当时警察是“不由分说”地握住长枪，“尽力向腹部刺去。”死者籍贯所在地公会也铤身而出，要求“严惩凶警”。而当时广州市公安局开始了清理小贩摆摊行动。除严厉取缔外，还择定一些地方，作为小贩的经营场所，以示执法部门对小贩的体恤之情。

    接连两天的报纸中，均在同一个版位报道两方说法，显然是编辑的有意安排。在这样看似冷静的报道中，读者却感觉得到这一事件带来的视觉冲击。
    
    商会要求严惩“凶警”

    作为弱势群体一方，小贩的家属街坊们通过致函各商会，请商会转呈公安局查清蔗贩潘财商的死因。他们在给商会的公开信里写出了当时的场景：“本月十七晚九时许，有不识姓名之卖蔗小贩，卸担坐于靖远街人行路上恒伦永兴两店门首之间，正削蔗与一过路客人，突有警察巡查队一队巡至，上前干涉，谓其阻碍交通，立令挑去。旋有警察一人，不由分说，先将蔗担踢倒，后将长枪握住，趋近小贩身前，尽力向腹部刺去。血如泉涌，倒地而死。”

    而各商会“代表商民，主持公道，不偏不袒。用特据情联请察核转呈公安局，申明死者确系无故被警察刺毙，庶免冤沉莫白，而期保障民众”。

    由于蔗贩查明为花县人，花县公会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据报道“与会者甚众。由死者之妻梁氏，向众哭诉伊夫惨死情形，甚为凄婉。”

    一周后，死者亲人潘梁氏，“以惨遭刺毙等情形，呈请公安局彻究”。而公安局批示，“查犯警曾祺一名，业已解送广州地方法院讯办”。将涉嫌的警员移送广州地方法院审讯，令整个案件回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中。
    
    警局开展清理小贩行动

    与此同时，市公局也开始了一系列清理小贩的行动。以“肃清市内各马路障碍，以肃观瞻”为理由，勒令小贩迁徙。对于不服管制者，还可以“查照前令拘案究罚”

    当然，因为“各小贩觅食维艰，于禁止之中，仍持体恤本旨”，公安部门还“派员分赴市内各繁盛地点，察看有无空旷场所，足为小贩摆卖之需，即饬小贩一律移往摆卖，藉以维系贫民生计”，安排在一些较为空旷的地方，供小贩们贩卖。最初是安排在禺山市场外，后来“又择定惠爱西路旧将军署旷地寥廓，足以容纳多名小贩，已在该处标出小贩摆卖场木签”，由警察劝导小贩往该处摆卖。

    供小贩摆卖的市场包括：禺山市场、关洪圣庙、太平戏院、东龙马路宜民市、司马庙、旧将军署前等处旷地。但即使如此，小贩似乎对公安局的安排并不领情，“马路上肩挑小贩及各什物摊位摆卖，又复纷纷摆设如故。”于是，市公安局又“通令各区，限期将市内马路上肩挑小贩什物摊位完全肃清，如有不服，准查照前令拘案究罚”。

    命令各区署分署奉令后，接连几日沿途在各辖区内所属马路执行干涉，计查各区拘去不服干涉之小贩不下数十人。连日里取缔小贩的管理更加严厉。例如24日的报纸中，报道了警员在永汉路南关戏院(现北京路一带)门口拘罚小贩的新闻。

    当时“有小贩在此摆卖番枧烟仔等物。(警察)当即趋前驱逐，伊等群起鼓噪，不服干涉，故即将该小贩杨卓、卢镜、黄根、卢务隆四名拘去，连同番枧烟仔等物带区罚办”。

    过一天，在惠爱西路(今中山六路一带)，警员“拘获当街摆卖鱼菜、不服制止小贩陈至、梁李氏、陈世、赵理四名，连同鱼菜一并找返区署发落”。

    报道说，自几次区严厉执行驱逐后，“现下各小贩摊位，已不复如前之摆设矣。”

    见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3月22日、24日、29日报道

    〈三〉结局

    政府为小贩设立市场

    与此同时，小贩问题似乎没得到解决。即使政府准令小贩们在禺山市场外的空地上无租摆卖，但引来了市场内商人的不满，他们集体呈请政府将小贩迁出，以免抢夺市场。当时，政府“以户挑小贩，与市场营业无碍，故准保留。”但禺山市场的商人坚持向政府递交报告，并建议“查惠福东路旧盐运使署空地一大段，现系荒弃，特具呈市政府，请将该处小贩迁往，同时普可将四牌楼口行人路上小贩一并迁入，不特维持市场制度，并可整顿四牌楼口交通云云。”

    当时的小贩将以何安身，就如今天一样看来还是一大问题。

    见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3月27日、30日

    历史精神

    城市多份宽容，弱者多份出路

    行走在繁华的闹市，经常可以看见路边摆摊的小贩。这些小贩装备简单，有的在路上放个筐，里面放些洒了水的水果，有的在路旁放辆破单车，车上架些盗版书、盗版碟，有的干脆在地上铺张报纸，摆设些字迹发黄的字画。城市每天上演无数次的场景是：小贩们一看到城管人员的身影，马上带上简易装备，迅速散去，待城管人员离开后，这些小贩又在原地出现。猫和老鼠的游戏，就这样一直在城市里持续上演。

    城市管理者与小贩的矛盾，并不是在现时的中国城市才出现的，这种矛盾是随着城市化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在翻阅78年前的老报纸时发现，在城市化早期的广州，警察和小贩的矛盾已相当突出了，而这一矛盾的极端爆发，无疑要数1927年“一捆甘蔗引发的血案”为最。

    当时，广州城里一名叫曾祺的警察，为“维护城市交通”，与路边一名叫潘财商的蔗贩发生冲突，在争执过程中，小贩被刺身亡。

    这个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今年8月，北京海淀区的一名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他在整治无牌摊档的过程中，被小贩崔英杰一刀刺死，而这个小贩只是为了要回那辆价值400元的三轮车。年隔78年分别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两起街头流血事件极其相识，不同的是，一次死亡的是小贩，一次死亡的执法人员。

    城管人员的职责是维护城市秩序，而无牌小贩摆卖烤肉、甘蔗，是为了自己能在城市里生存下来。可以预见，在城乡二元对立、城乡差异日渐加大的今天，这种冲突如果不引入一种更和谐的执法理念和态度，将会越来越常见。

    然而，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危机将会加大时，我也看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今年年初，某一省会城市提出了建设“无摊城市”的目标，要将城市中的占道摊位彻底取消——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在这“无摊城市”后面，有关管理人员在为解决街头小贩生计和就业而做的努力。

    今年8月，一位枣农带着一板车新鲜大枣进城卖枣，不料在城里转了几天，农贸市场不让进，在路边贩卖又被赶，一直找不到一个卖枣的地方，不得不将所有大枣倒进河涌——资本主义大生产发生经济危机的一幕，在我们城乡对立中发生了……

    把大枣倒进河涌，警察为维护城市交通刺死小贩，似乎只有当小贩们发生“大事”后，人们才会真正地关注他们，为他们想些东西，做些事情。如1928年的广州，由于发生了警察刺死人事件，政府曾试图将小贩们集中到禺山市场旁的空地经营，认为这样“既可以不让小贩影响城市交通”，“又可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不过，政府的解决方式遭到了禺山市场商人的抵制，他们认为，小贩在禺山市场外摆卖，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他们建议政府将小贩们迁至城市荒废的空地上。这未必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却从中看出政府所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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