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精神

    车夫，来自旧时社会底层的隐喻

    臧克家有一首诗叫《像粒砂》：像粒砂／风挟你飞扬／你自己也不知道要去的方向／不要记住你还有力量／更不要提起你心里的那个方向／从太阳冒红／你就跟了风／直到黄昏抛下黑影／这时／天上不缀一颗星／你可以抱紧草根静一静

    如果旧时的车夫能像我们一样读诗，我想，他们对这首诗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就在1921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还在说，广州开马路，人力车暴增，由此前1000多辆增加到3000多辆，解决了大量农民就业问题。谁知六年后，在广州民国日报上，有人力车夫的新闻已朝“负面”方向发展：由于交通发展过快，广州人力车已不适应交通运输的需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公交车的出现，让车夫面临下岗、生活无着落的厄运。真是成也马路，败也马路。马路给了他们谋生之路，马路也断了他们口粮。

    广州一位老车夫告诉我，旧时车夫，除了本地的贫民，大部分是来自周边地区的破产农民。他们进入城市，以拉车谋生，主要是所受教育普遍较少且大多数人身无手艺。这容易让人联想起当代广州建筑工地上的那有着冲天的干劲流着黑汗的一群，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来自广州“周边地区”了，近二十多年来，广州的现代化发展，把“周边地区”都带发了，他们很多是来自遥远的内地农村。

    农民为什么愿意从农村来到城市？美国社会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所著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到：“农民移居城市表现为地理上的流动，一般来说，向城市流动无疑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同过去的经济状况相比，他们会产生一种‘相对报偿感’。即使他们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也会产生这种感觉。”旧时车夫和当代农民工，在亨廷顿看来，恐怕有着相似的社会心理。

    据说，旧时广州车夫每天分两班，第一班由上午6时至下午3时，第二班由下午3时至第二天的6时。他们吃的是路旁餐馆的粗麦余饭，住的是由车夫头包租的狭长旧房，房里分设数十张卡式床，车夫每日或按月纳回租银。不过，做车夫虽然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入微薄，但他们中很多人仍安于现状，比起效率更为低下的农村，毕竟，进城了。他们能做的，只是加倍努力地去工作，直到世界将他们遗忘。

    在这个技术统治下的世界，人力注定要比机械力廉价。即便在当代，这个规律依然有效。近来，我读到朋友的新写的一篇稿件，是这样开头的：“2001年春天，在广州找工作的杨明在海珠区五凤街看到一个老板模样的人从三轮车上吃力地扛下一捆棉纱，便主动上前帮忙。老板见他勤奋老实中透着一股机灵，便留他在店里当杂工，月薪1000元。转眼间，他在这生活六年了。六年来，老板由当初的30万元发展到现在的3000万家产，而杨明，每个月仍守着那1000元的薪水……”没有保障的生活，仅仅维持温饱的活计，你却不得不干。就如同当年的手车夫一样。

    据说“在社会上能搞事的都不会是车夫”，因为车夫只是恪守着自己的世界，最安分地遵从着马路上的游戏规则。这一点，在文人的笔下得到确认。文人笔下的车夫，大都是老实、本分、正直的，以致鲁迅在《一件小事》中写到车夫，“车夫的身影高大起来”，“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是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底层车夫的生存状态。

    不过，一切只是也仅仅只是如此而已。或许能唤起一小部分车夫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然而，与国恨家仇、社会发展、国事政事比较起来，车夫那点事，遥远如天边浮云。

    车夫仍是随风飞扬的那粒砂，“不要记住自己还有力量，更不要提起心里的那个方向”。相信宿命的社会草根，只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上天的安排。今天，这样的宿命还会继续下去吗？

　　人力车夫在街头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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