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人的生活忌讳

　　历史精神

　　大吉利市，“刷新”心情

    如果问其他城市的人如何评价广州人，可能看法比较统一，扎实肯干，会做生意，低调，甚至是“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等等。用“务实”来形容广州人，几乎得到全国同胞的一致公认。

    但翻开80年前的报纸，那时广州人对的印象，似乎并不是这样。生活在当时的广州人，“好热闹、好显富贵、好赌”，“民风浮夸，竞尚豪富”，“古灵精怪，比外省人繁多”，报上许多文章都批评广州民风：喜欢扮富贵，喜欢赌博，凡事喜欢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完全没有现在的广州人给外面一幅“扎实肯干、低调务实”的健康的形象。

    梁实秋就曾目睹过当年的广州人嗜赌如狂的场面：“路过广州，耳畔常闻噼噼啪啪的牌声，而且我在路边看见一辆停着的大卡车，上面也居然摆着一张八仙桌，4个人露天下酣战，行人视若无睹。餐馆里打麻将，早已通行，更无论矣。”

    广州的近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商业社会成型的过程。而语言的禁忌，也是一种商业社会特征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和城市市民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

    当生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就会外在地给自己强加更多的限制，以便通过外力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久而久之，就会变为一种社会风尚，甚至会固化为一种沿袭相传的习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报纸来看，当时广州人重口彩、讲求好意头的做派，几乎充斥民间社会、世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即便在今天，广州话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禁忌，比如，广州人喜欢数字8，讨厌数字4，数字的禁忌与崇拜，甚至使得其他城市也开始效仿，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文化现象。

    前不久，广州市竞拍车牌，虽说也算得上是慈善义举，但多少也强化了数字崇拜的社会心理，不过还好，广州人多是抱着做慈善的心态看这样的“斗富”之举，而不少车牌号流拍，也显示了在“数字崇拜”的问题上，广州人已经开始回归理性。

    城市的性格和人的性格一样，都是要成长的。广州人，说雅也罢，俗也罢，浮夸也罢，务实也罢，有一点却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广州始终不是死水一潭的城市。广州人有句俗语，叫做“人有三衰六旺”；还有句，叫做“终归有日龙穿凤，唔通(难道)成世裤穿窿”(意为人总会有兴旺发达的机会，不会注定潦倒一生)。这些谚语，反映出人们始终都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便身处逆境，也能够保持奋发图强的心境。

    因为有向上的心，所以广州人多禁忌，正因为禁忌太多，所以在务实的根子里，广州人也懂得变通。如，广州人遇到该避讳的没避讳，一句“大吉利市”，也就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有时是对人讲，有时是喃喃自语，一句“大吉利市”，立马有了“刷新”心情的效果，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广州人就是这样从历史的生活中一路走来。

    其实做人就是这样，我们要允许自己软弱，语言的禁忌无非是社会文化的变异，日常生活的陷阱，个人心理的软肋，有了“大吉利市”的法宝，软弱的人也能够被搭救，这样的生活多了几分曲折，也多了几分柔韧，同时，也多了几分情趣。

专家解读

    禁忌是正常的文化现象

    本期专家：郭熙，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

    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的若干语言禁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容易形成禁忌，因为禁忌是一种规范，变动的时代来不及形成规范。

    禁忌有时间性，也有地域性，比如猪舌在广州说成“猪脷”，在北方说成是“转头”，避讳方式不同，但都是认为“舌”与“蚀”同音不吉利。不过，广州对于很多禁忌都保留下来了。

    事实上，对许多传统的东西，反而是从北到南，保存得越来越好。如广州话，就保存了中古音的许多特点，一些民间风俗，在广州人生活中也有完整体现。

    广州语言禁忌，体现了商业社会的特点，也和整个社会风气有关。禁忌与生活变化有关，以前的禁忌有许多与打鱼、耕田有关，现在的禁忌和车牌号、门牌号、电话号码有关系，数字禁忌，是个新禁忌，从南方始，流行到北方的。

    禁忌是正常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公约”，对部分人有约束力。不过，宽容的社会对禁忌的态度也会比较宽容。中国的文化，总体上是宽容的，有时候，我们夸大了禁忌的力量，比如有些媒体报道“小姐”这个词在许多城市已经不能使用了，其实我做过一个调查，并没有报道的那么严重，社会的宽容程度越来越高，地域文化的融合也越来越多，有些词你禁忌可以，不禁忌也没关系，比如“猪肝”不说“猪润”，就说成“猪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