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人性)

耶鲁大学存有整个“南京安全区”——

暗无天日的地狱，人性在这里闪光

1937年12月19日，约翰.马吉致美国家人的信：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当黑色太阳将南京变成人间地狱，所有无辜的生命都在忍受煎熬的时候，却有20多位外籍人士勇敢地留了下来。他们自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25万南京人！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安全区公文和影像资料，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铁证！

如今，这些历史的见证都静静地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特藏室内。面对它们，寻访而来的记者感受更多的恰恰不是字里行间究竟描述了些什么，而是在这些文字背后，究竟透着怎样的人性的力量！“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如果说，在这段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中还能找出一丝闪光的东西让人不致于彻底绝望，那么就在这里了。

“我不能离开这里”

南京沦陷前，各国大使馆相继给留守南京的本国人士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离开这里！和那些逃难的平民相比，外籍人士们无疑有着更好的撤离机会。然而，他们当中却有20多位留了下来。

“大使馆发来了紧急通知要求我们离开，停在码头的美国船只已经准备启航，重要文件也都被打包上了美国汽车。然而，我不能离开这里，就像水手不能离开他的船，男人和女人不能离开他们的孩子……”拒绝离开南京的明尼. 魏特琳在危难之际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并在校内保护和救下了3000多名妇女、儿童。

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在日记里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可以离开吗？我不能！富人们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穷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非常多。我决定我要帮助他们。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是在说谎……”

鼓楼 医院的医生威尔逊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如果美国人离开，医院将会被迫关闭，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抓住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

在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德国和美国，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为了给难民区内的20多万难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一次一次与日军展开较量，驾着自己的私人汽车出城去寻找食品和药物；为了防止难民不受日军杀害，他们制作并悬挂起硕大的印有安全区标识的旗帜和自己本国的国旗。同时，他们还得不时地巡逻并接受求援——经常会有平民痛哭着跑来请求他们帮忙赶走正在强奸的日本兵……

耶鲁藏档里的“南京安全区”

然而，兽行即便面对正义也会肆无忌惮。费奇在日记中写下了1937年12月11日的情况：“上午11时，……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日军)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候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 也是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从这一天开始，疯狂的烧杀淫掠开始了，安全区也失去了想象中的“安全”。曾经繁华美丽的城市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留守的外籍人士们用他们的纸和笔，记录下了每一个他们所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罪行……

12月18日，威尔逊医生写信给妻子：“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12月21日，威尔逊医生在信中写道：“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24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一个刀口……” 信里提到的这位孕妇就是李秀英。 一息尚存的她后被送进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37处，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40岁的贝德士强忍悲愤，逐日登记日军暴行并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6名清道夫，在鼓楼住处被日本兵毫无理由的杀害。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3名被奸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并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由此产生大混乱。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拉来4名少女强奸，两小时后离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强奸4名妇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中国人住宅，强奸1名少妇，并拉走3名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枪杀

……

转眼70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记者看到了这批血证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图书管理研究员玛莎.史莫莉编进了《美国传教士目击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其中包括约翰.马吉、贝德士、乔治.费奇等美国留守南京人士的书信、日记和部分图片。玛莎将这本书赠送给了记者，但她强调：“这只是整个史料中的一部分。”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内，保存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全宗，也是目前为止最最珍贵的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第三国铁证！近年来，随着这批史料的研究挖掘，当年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越来越清晰地披露在人们眼前。

马吉的证言

如今，安全区重要成员之一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就住在离纽约40分钟车程的市郊，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或听到与“南京”哪怕是“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会让他立即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当年亲历过的那个南京。

1946年，马吉牧师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当时，他用一架16毫米的摄像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影片。在他的镜头下，南京城内一片断垣残壁，时而火光冲天；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 被汽油烧焦的尸体堆满街道……如今，马吉拍摄下来的这段影片成为外籍人士唯一全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还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影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1938年1月，这一影片的胶片由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上海，在美国租界内的柯达公司拷贝并冲洗了出来，随后迅速被带到了西方世界，向国际社会及时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惨剧，当时有媒体评价片中日军的行为“人神共怒” ……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邵子平等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家的寻访和协助，马吉所拍摄的影片被制作成影片《马吉的证言》，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回忆起这段往事，邵子平对记者感慨说：“这段影像资料实在来之不易。马吉牧师拍摄的录影带在国际社会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但日本右翼一直否认其真实性，并污蔑它是‘鬼片’……当我们在追查这些影像资料下落并寻访马吉牧师后人的时候，日本的记者也在作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段查访的过程简直就像竞赛。毫无疑问，马吉牧师的后人更加相信我们，相信中国人。他的儿子戴维.马吉从自家的地下储藏室里，经珍藏了多年的影片找出并转增给了我们。并在家中接受采访，讲述父亲和这段影片的往事……”

就在2005年，戴维.马吉来到南京进行了又一次捐赠。这一次，他将父亲曾经使用的这架16毫米摄像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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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

“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

写完这组报道时，窗外是沉沉的夜。

就在推开窗子想喘口气时，我发现夜色中的这个城市真美，美到让人怎么也不会去联想70年前的那个“人间地狱”。尽管，它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就在你我脚下！

我本来还想写一篇长长的采访记，把17天来太多的感受全都写进去，经过这一念之后却突然发现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该从何说起。遥望着闪烁的霓虹，一度陷入文字中的我立刻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人真的是善忘的动物！我不由得问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如果不是因为70周年，“南京大屠杀”在你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想到这里，记忆复燃。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片和影像又开始在眼前晃来晃去——在这么多天的采访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曾经让我多次落泪，并不由自主地握紧过拳头。也正因为这种感受，让我彻底理解了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作《南京暴行》的过程中“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长达两三年的调查、写作，天天面对阴暗扭曲的人性，谁能承受？

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执导《辛德勒的名单》时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次我感到重要的不是我的想像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一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在拍摄中我哭了，我每天都流下了热泪。”看到这段话时我曾经想，如果让斯皮尔伯格拍摄一部南京大屠杀影片，面对比纳粹集中营更为惨无人道的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又会怎样？他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强？

一阵夜的清风拂过。探寻曾经发生的真相，本意并不是要揭开历史的伤疤，加深它的痛楚，更不是为了加深它的仇恨。只是为了让真相能够以它应有的尊严而存在，并且因为这种存在，而让逝去的灵魂得到安慰，让幸存的生者得到警醒，让不曾经历的人有所了解。正在美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南京》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有这样一段独白：“痛恨日本人吗？不，我只是痛恨邪恶的力量。为灾难中的中国百姓扼腕。如果我是一个日本国民的话，我会对中国老百姓说，绝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然而，尽管时间的年轮已经扩出去70个圈，但位于中心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却始终是“中日关系”这个半径在扩大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告诉记者，“当我在日本做学术交流时，只要一提到我生在南京，场面往往就会陷入尴尬。”为此他提出，能否超越不同意见，创造共同研究的框架？这位长期在西方学术界进行日本史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学者由衷地感叹，“如何避免单纯的中日之间的‘血海深仇’，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启发并引导国际主流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这是关键。”

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就不难得出结论：这幕惨剧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不幸、中国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幸，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类的尊严被践踏殆尽。在美国，就连一个孩子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全年免费向民众开放。纪念馆的创办主席、诺贝尔奖得主ElieWiesel说：“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同样遭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南京人民，却几乎被世界遗忘。如今，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正在重返国际历史舞台，这无疑为杨大庆的建议提供了可能。

在连续的走访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不得不说。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中国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的研究员约翰.泰勒记得，张纯如的《南京暴行》成为畅销书后，他曾经接待过多位日本的学者、记者，甚至普通民众，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探究书里所写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然而，“从来没有中国记者来找过我，也没有普通的中国群众咨询过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研究员玛莎.史莫莉和琼.杜菲听说记者来自中国后十分热情，这是她们第一次和中国记者打交道，而在此前，她们不止一次接受过日本学者和记者的咨询、访问……在国外这些研究人员的印象中，认为中国只有学者才关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杀，且他们也只能叫得出那么几个名字：高兴祖、章开沅、张宪文、张连红、孙宅巍、张生、杨夏鸣、王卫星，还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副馆长段月萍……

同时，记者听到了一致的心声：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研究和重视。

张纯如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杨大庆教授说，“战争罪犯研究的国际化是件有益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残暴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在日本与中国人中进行。但现在这点已经改变了。第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发表了研究成果，但因一些解释较为单纯，具有政治性，所以并未引起重视。今后的学术研究的视点必须重新考察这些成果。”

华裔社会活动家邵子平说，“如果这个事情只限于南京，或者只限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就很难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感、参与感。只有吸引并创造条件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研究条件，才能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国际社会才能更多地相信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从而让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警戒意义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西方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M.Mochizuki)则向记者建议，当前应该抓住时机让学者、知识分子、媒体都加入研究队伍，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解决速度。 (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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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读者文摘》封面上的张纯如。

张纯如墓碑上刻着中英文名字。

【缅怀】

天堂之门 一束鲜花献纯如

1997年，不满30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一本英文《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而轰动欧美世界；

2004年，36岁的张纯如在加州自己的车里，以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再次为之轰动、震惊。

世界第一次为之轰动，是因为她的著作成为第一部用英文描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畅销书，让几乎已经“失忆”的西方世界，重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历史。

世界第二次轰动，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让她走得如此决绝？

12年前，张纯如曾经为了写作到南京进行了20多天的实地调查。

12年后，快报记者从南京来到她的墓前，带着南京人的问候，为她献上一束鲜花。

这一行程，与“采访”无关。

来自南京的深情与问候

出了旧金山，车轮在 高速公路上飞快旋转。城市早已被抛在脑后，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青山，间或有一湾蓝幽幽的水流绕过，“太美了！”记者一边感叹大自然的魔力，一边联想起纯如之死。3年前她选择了加州一条公路边结束生命，莫非正因为贪恋这里的美景？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条公路，但她微微含笑的美丽面庞却仿佛无处不在。

如今，她就长眠在一片青山里。墓园的名字叫做“天堂之门” (Gate of Heaven)，位于加州的洛斯盖多，离旧金山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

入口处的墓园管理人员听说要找“Iris Chang”(张纯如)的墓地，立即热心地在纸上画了一个线路图。拿着图走进墓园，似乎外面的世界瞬间不存在了：眼前是一片巨大的绿油油的草坪，耳边只剩下流水的哗哗声、飞鸟的喳喳声，远处的青山在一层轻纱里时隐时现……张纯如的墓地就在其中的一块高地上。草坪刚刚浇过水，草尖上的水珠晶莹透亮，给她的墓地镶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圈。

墓碑上的张纯如笑意盈盈，家人为她选用了一张生前她最为满意的照片。碑上用中英文分别刻了她的名字：张纯如、Iris Chang。生前她不太能读懂和使用中文，但如今她的中文名字却成为墓碑上最显眼的文字。在名字的下方，镌刻着这样一段墓志铭：“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记者在碑前轻轻地献上了一束鲜花。如果张纯如在地下能够感知，她应该明白，这束花有着太多的深情和敬意，它不仅饱含着遥远的南京人的问候，还饱含着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捍卫历史尊严、爱好和平的人士的问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经这样评价她的死：“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为了再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精神备受折磨。在这样一尘不染的仙境里，一定可以好好睡了吧？

“她永远不会被忘记”

记者来到张纯如的墓地时，看到那里摆放了一束尚未枯萎的花。按照墓园公示的管理规定，墓地上的鲜花每周都要清理一次，显然，送来这束花的人应该就在不久前来的这里。“会是谁呢？”在此前与张纯如家人的通话中，记者了解到他们近期没有来过墓园，“或许是某个和我一样，心怀敬意的人。”

后来在网络上，记者找到了答案并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在他的博客上曾经写道：今年(2006年)11月9日是张纯如女士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张纯如女士的墓地在湾区，就在我经常开车会路过的硅谷的青山里。那个墓地的名字叫天堂之门……今天下午，我来到了她的墓地，表示敬意。”虽然这篇博文上传于去年11月，但却让记者了解到，尽管素不相识，但张纯如却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里，她从来没有被忘记！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看到一本美国的《读者文摘》，当期的封面人物正是张纯如，标题就是“她不会被遗忘”。

“她去世的消息让我流泪”

“我会永远怀念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高龄的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至今仍然记得他与张纯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看起来还像个学生。她告诉我，她想查找一些有关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准备用英文写一本书。”

泰勒开始还不知道这位瘦弱的女孩子身上蕴藏着多大的能量，但他极尽所能地为她提供帮助。很快，这位资深的档案研究员就被她的勤奋、聪明和执着打动了。“她经常来，每次一来就是一、两周，那么枯燥的材料，她能不厌其烦地看上一遍又一遍，还经常跟我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段合作，泰勒和张纯如成了一对忘年交，“我们经常互通电话，又时是为工作，有时是彼此问候。但很多情况下，张纯如都处于忙碌状态。记得有一次早上我给她打电话，她睡意朦胧地说昨夜工作了一晚上……”

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中，向一连串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致谢，其中就包括约翰.泰勒。

让泰勒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给张纯如的家中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人是她的妈妈。张妈妈在电话里哀痛地告诉泰勒：“纯如走了！”而泰勒显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印象中，纯如是那般地热爱生活。“走了？去哪里了？”……“当我弄明白她去世了的消息后，我拿着电话惊呆了，泪水静静地流了下来。”

对张纯如的死因，外界最多的猜测是抑郁症。虽然是好友，泰勒却不愿去作分析，他只说，“她的压力很大。”

如今，在泰勒的办公桌上，仍然摆放着张纯如的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他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她的报道，并一一展示给记者看。或许，这正是对好友的最好的怀念。

“他们的污蔑太荒谬了”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的著名教授。痛失爱女后，他们移居加州的圣何塞。尽管内心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但两位老人还是选择坚强，他们不再将精力全部投放于自己的专业上，而是接过爱女的“遗志”，成为海外华人社团中为维护抗日战争历史真相而奔走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在国际社会呼吁和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这次次采访很不巧的是，记者到达加州的时间，正好二老要赶去明尼苏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南京》首映式，然后将转道伊 利诺伊去看他们的孙子——张纯如自杀时，儿子克里斯托弗刚刚两岁半。如今，这个可爱的孙子是二老最大的精神慰藉。在一通长长的电话里，张纯如的妈妈张盈盈教授与记者多次探讨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坦言，“要想让西方主流社会真正重视并研究这段历史，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相当多的努力。”谈到海外华人对美国慰安妇议案的成功推动，她说，“这仅仅是开始。”

从去年开始，二老连续两年以“张纯如纪念基金”的名义展开了征文活动。今年征文比赛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侧重要向国际社会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征文要求使用英文。尽管如此，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中，也有来自中国国内的中文作品，有的作品干脆说明：我们不是为了获奖，只是为了表达对张纯如的敬意，表达对你们正义之举的支? (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