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日战争

第一次中(唐)日战争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元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第二、三次中(元)日战争

元朝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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