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之死，至少有叁种说法。
祸根在他叛变後的第一天就种下了

　　1931年10月18日，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一艘日本的「大和丸」客轮启锚远航，驰往苏联的海参威。船驶离了港口，开出了吴淞口，随即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二等客舱里的陈绍禹（王明）与他的夫人孟庆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负责保护他们的有中央特科的吴克坚和卢竟如。

　　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周恩来。上海工人叁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又作为主要的领导者指挥了上海工人的第叁次武装起义，以後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认识他的人就更多了。顾顺章、向忠发与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叁个领导人，平时朝夕相处，几乎每天都要见一次面，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每个人几乎都了如指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进入中央苏区，在暂时还未能进苏区前，隐居起来。他在海宁路、山西路转角上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租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与邓颖超以及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叁个人住在一道，深居简出，当时李富春夫妇、聂荣臻夫妇都住在上海等候撤往苏区，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馀庆里的花园洋房内，条件远比周恩来要好。

　　这样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党中央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主要就剩下陈绍禹（王明）了。党中央对陈绍禹采取了非常周密的保卫措施，他曾在上海西郊的一所疗养院居住过，危急时还曾在一个尼姑庵里躲藏了一阵子，闲极无聊写一道《尼庵小住》的诗：「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佩鬼不知。」平时外出，至少有特科红队的四、五个人暗中持枪警卫。但陈绍禹依然深感不安，常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於是向共产国际请示，要求离开上海，再次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共产国际同意了陈绍禹的要求，临行前由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据说这个决定是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店里做出的，出席者仅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博古4个人。

　　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坚决反对。据博古後来回忆：「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周恩来考虑很久，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也就同意了。要说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要说博古、李德等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巨大破坏，始於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继而是顾顺章4月25日的被捕叛变，以及1931年10月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组成。中国革命的苦果就是这样结下的。

　　顾顺章事件之後，与顾顺章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与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一道在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广场）周围的华安保险公司楼下租了间房子。陈养山回忆说：那一段日子真可以说是将脑袋拴到了裤腰带上，警车天天在马路上呼啸，国民党特务、租界的巡捕统统勾结在一道，根据顾顺章的指供，抓共产党，我与陈赓就在那时，白天睡大觉，晚上也难得出来，偶尔才出来买几张报纸，探探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风声稍稍松了一点，根据周恩来的亲自安排，陈赓和妻子王根英以及他们的儿子小知非，与陈养山一块，坐英国的客轮去塘沽，叁个月以後又转道上海进了鄂豫皖苏区。

　　钱壮飞逃离南京以後由聂荣臻安排住到了民厚南里李宇超、刘叔琴夫妇家里，他住在那里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走出屋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8月也是由周恩来指示在中央交通局吴德峰的精心安排下，悄然离开上海潜入中央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在贵州息烽一带遭地主武装的袭击遇害……

　　没有了周恩来这个大脑、这个灵魂，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也没有存在多少时间。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後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中屡遭艰辛，差一点遇害。赵容（康生）继陈绍禹（王明）之後，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道路，於1933年7月离开上海到苏联，担任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代表。留下的以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为首的上海中央局一年之间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全部叛变，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她的诞生地上海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

　　这一系列事变的主要罪魁祸首顾顺章！顾顺章叛变之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们如获至宝，一直将他软禁在南京细柳巷41号秘密特务机关内，对外称调查科的宿舍。徐恩曾获悉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後，还精心替他物色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张文琴做老婆。顾顺章一口气写下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办公处等一系列的地址，除了少数得以及时转移和搬迁之外，中央设在北四川路上的接头处、《红旗日报》社、特科的几乎所有据点均遭破坏。顾顺章向陈立夫提议：共产党不怕死，单纯地依靠屠杀是没有用的，应「攻心为上、对自首条例必须切实贯彻」（见张国栋所箸《中统20年》）。陈立夫非常赞赏，在苏州等地开设了反省院。卢福坦、李竹声被捕之後，他还亲自出面当说客，引诱他们叛变；盛忠亮被捕之後，起初还很英勇，顾顺章提供信息说盛忠亮和他的女朋友秦曼英关系非同一般，秦自首，特工总部连夜将秦曼英从南京护送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於是盛忠亮随即自首叛变，还将各根据地千辛万苦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动的大量黄金鲸吞了。

　　有一段时间，陈立夫对於顾顺章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顾顺章向陈立夫提出开办一个特工人员训练班，培养与训练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级特务机构。同时在上海成立一个以绑架、暗杀等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对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进行打击。因为上海虽然是国民党统治的老巢，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割据分治，建立租界，而共产党大多依托租界活动，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共产党活动的蛛丝马迹，在租界行动不徵得租界当局同意，旷日持久往往走漏了风声。陈果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对顾顺章的提议极为赞赏，迅速从各地调集了20馀名中层特务到南京细柳巷41号集中，於1932年春天办了一期特工人员训练班。整个训练班就由顾顺章主持，二陈和徐恩曾到会打气。训练班结束之後大特务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被派到上海，担任上海行动区的区长。

　　据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一书说：「顾顺章转变之後，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後的结果。由於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求助於他，无不迎刃而解。……这样一次又一次连续性的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这麽几个回合下来，顾顺章开始瞧不起徐恩曾，认为徐恩曾不是自己的对手，对特务工作毫无经验，更没有理论知识，於是借用了从苏联格别乌带来的那一套东西，洋洋洒洒写了一套特工丛书共6册，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与《组织工作》。不管怎麽说，这套丛书奠定了国民党中统工作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戴笠，更是对顾顺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向二陈以及张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顾顺章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埋下了杀机。

　　1933年初，顾顺章到上海，据说这还是他作为中共特委负责人於1931年3月31日护送张国焘等离开上海引起一系列大事变後第一次回上海。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十恶不赦的大叛徒，作为一个依然被徐恩曾的心腹秘密监视着的大特务，顾顺章来到这块他赖以生存发祥的冒险家的乐园，百感交集。一次他秘密会见了在上海行动区当特务的原共产党白首份子，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大番话。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书中讲，顾顺章详细询问了这些自首变节份子的生活工作情况後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顾顺章的这一番高论，不久便传到徐恩曾的耳朵里，5月他派自己的心腹，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到上海，先後两次在上海行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顾建中警告说：「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这以後对顾顺章的软禁和监视就进一步加强了。顾顺章的处境随即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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