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听后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许多年，彭德怀大都被囚禁，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这期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里，每天接受批判和批斗。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

铁汉一般的彭德怀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整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终日伴随着他。

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说:“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还不如将我押回去住监狱。”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以作肥料。”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你生病了，我们想给你看病，但你必须交待清楚你的问题。”

答:“还有什么问题，都问了十多年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几条，一条也不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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