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霍世杰、朱琪报道："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挤在泛黄的宣纸本上，这一页的右上角清楚地写着"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

　　那一天，中国现代史和一位叫汤宝田的文职军官，同时记录了件大事，后来的人们称它为"西安事变"。

　　70年后，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汤宝田日记，在上海由东方网首度独家公开。24本由宣纸等装订的日记有近60万字，一天不漏地整整记录了35年。汤宝田的后人吃惊地发现，他们文质彬彬的父亲，不仅亲历了西安事变，而且当时的身份就是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部准尉司书、一等录事。

　　"1961年，父亲临终前，让我们妥善保管他写的十几本日记，说里面写到西安事变。" 68岁的汤远珊老太太小心地翻着这些父亲汤宝田留下的日记，"在我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西安事变"。

　　"父亲去世时，只有两年小学文化的大哥把父亲的日记一本本收好，几十年来只记得要好好保存，却完全没有打开看看的念头。2002年大哥去世。父亲的日记交给我保管。由于储藏不当，日记本逐渐被腐蚀，我决定给这些日记装订个书皮，这些日记才第一次被翻开。"汤远珊表示，要不是看了日记，至今还不知道父亲竟然当过张学良两年的文书，并亲身经历西安事变。

　　"当时那个年代，谁敢说自己给国民党当过差，还是张学良的身边秘书"，汤远珊告诉东方网记者，父亲从未和谁谈过那段经历，包括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个开过私塾的数学老师。"当知道父亲曾是张学良的文书后，汤远珊和老伴寻遍了父亲所留遗物，希望找到一件实物，来证明"有这么一回事"，可最后"连个国民党的徽章都没找到"。　　

　　"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汤宝田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里，洋洋洒洒2000多字，详细记录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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