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陕西频道11月23日电(记者赵博　冯国　谢方芳)值“西安事变”70年周年之际，海峡两岸的众多学者虽然在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细节上仍有分歧，但对其抗日爱国的性质及其发生过程、善后等方面的认识已趋于一致。

　　西北大学教授、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主任李云峰说：“由于部分史料的缺失，两岸学者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总体来看，爱国抗日的主基调是毋庸质疑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驻守西安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也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迫其同意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促成了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政党结束长达10年的内战，成为抗日战场上的合作伙伴。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会秘书长刘益涛说，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在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体会。“这并不奇怪，因为评判标准不同，党派意识不同，要做到看法一致并不容易。”林家有说，“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评判西安事变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与会的台湾、香港学者。台湾军事史料研究会理事长李永中在研讨会上提出“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本人但蒋介石“从未说过不抗日”的新观点。他说，围绕“西安事变”的探讨“应该秉承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电视记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制片人、台湾作家郭冠英向记者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对于“西安事变”以及30-50年代历史，应该站在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以既成事实为依据。

　　在台湾史学界，曾经出现过“‘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溃败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安事变’迫使日本提前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事”等观点。这与大陆史学界认为的“‘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危机”以及“张、杨二人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等看法有一些不同。

　　对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艺术发展局委员暨文学委员会主席胡志伟认为：“研究‘西安事变’必须以两岸人民福祉为最优先考量。”

　　在他看来，“西安事变”应该被后世铭记为一次以抗日为诉求的爱国举动。“期望史学界的同仁以宏观的视野、广阔的胸襟与光明磊落的态度来面对那一页历史，以便化解夙怨、捐弃前嫌。”胡志伟说。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毕万闻也认为：“史学不仅仅要记录历史，或是站在某一党派立场为既有历史辩护，更重要的，还应该为国家民族总结历史上重大的经验与教训。”

　　他说，“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早在1931年就已经转向中日民族矛盾，因为内战的延误，直到1936年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才通过非正常的方式爆发。“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给决策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政党、阶层、阶级，甚至给整个国家民族，都带来了不得不承受的巨大损害。”

　　历史已然过往，后人在追思中总结和展望。20-23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等联合召开了“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百余学者以讨论交流的方式纪念这个将中国引上“全民抗日”道路的重大事件。

　　会间，台湾作家郭冠英告诉记者：“我一直希望，两岸能够合力编写一部《中国当代史》，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共同解释历史，消除偏见，走向统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