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海内外100余名学者齐聚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参加“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学术研讨。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著名爱国将领、西安事变主要发起人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先生的《杨虎城大传》于“双十二事变”70周年纪念日前推出。这是国内目前最翔实、也是事变当事人后代撰写的第一本杨虎城将军传记。就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将军有关话题，杨瀚先生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写书是为了澄清他人错误认识

　　记者：人们对“西安事变”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您是“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的后人之一，这些年您对世人正确了解“西安事变”做了些什么工作？

　　杨瀚(以下简称“杨”)：我对帮助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工作，近些年开始做得多一些，以前十余年主要是关注和收集研究资料。2000年前后，我先后两次面见了张学良，替父亲完成了他的遗愿。

　　在1999年和2000年两次在夏威夷面见张学良时，他对“西安事变”只字不提。当听到杨虎城的后人来探望他时，张学良表现得很震惊，“身子抖了一下”，但是他没有过多的话。对这一点，我始终感觉很诧异，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在那个时期，张学良在台湾的资料都没有发表。后来这些年，这些东西我也慢慢接触到了。我在海外感觉比较深的是，海外的华人对这段历史非常不清楚，即使知道一些的，仅仅知道张学良而不知道杨虎城。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解更是少，有些甚至误解“说他是老粗、怕死、懦弱”。

　　误解的评价占到大多数，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应该把我所掌握的一些东西客观的告诉世人。对事变也好，对杨虎城本人也好，能有个全面的了解。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国民党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打破了与中共交流的坚冰。特别是连战跨过海峡与大陆握手，这都体现出了民族的进步和和解。过去“不共戴天”的两个政党今天能够走在一起，体现一个大的和解。“西安事变”作为两党之间曾经争斗的表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再说杨虎城将军家人的惨遭杀害，也都是因为这个事件而造成的。(作为后人)也更促使我把这个事情做一下，一方面给连战写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杨虎城的书，帮助大家了解事变的同时，也包括我自己在写书的过程中对事变加深了了解和认识。

　　先后和连战马英九通信

　　记者：这些年，围绕“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将军，您和台湾哪些人通过信？有哪些交流？

　　杨：第一次给连战写信是在去年的5月，11月接到有关回复。其间，我先从台湾媒体得知一消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党部的展览里出现了有关杨虎城的介绍。主办者还特意向记者透露，这是一种进步。”过了不久，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负责人给我回信，并再次告知我，国民党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举办的展览里，特意设立了一个有关“张、杨”的专柜，展出了杨虎城留下的文物。

　　把一个60余年都未曾提及的人物，放进公开的展览里，这表示出对岸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承认历史事实。

　　去年年底，一位名叫杨天石的学者通过电话告诉我，马英九对这件事也非常关心，曾专门派他的党史馆馆长去查历史资料，试图搞清楚杨虎城是怎么被捕的，是谁最终下令杀的杨虎城。期间，由于台湾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曾从大陆调阅了相关的资料。

　　后来，我通过电话找到这名馆长，并从馆长处得到确认，他们确实正在做这件事。但由于连战与马英九“交班”时，未详细交待有关事宜，建议我给马英九写封信。这样，我在今年1月给马英九先生写了一封信。目前，据我所知国民党已经搞清楚了杨虎城遇害的过程。

　　作为杨虎城的后人，我首先希望从法理上和人性上先解决(杨虎城被害)问题，你(国民党)要承认首先是杀错了，第二要承认株连子女更是不对的。至于其他问题，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进一步澄清。

　　“西安事变”险些提前发生

　　记者：世人一直在争论，“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张学良到底是谁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杨虎城的后人，你站在今天的角度如何评价“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合作？

　　杨：不管怎样，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是两个人共同进行的，但“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前前后后有几次大的酝酿。包括“西安事变”发生的12日之前，有几次预演和一次误会，险些导致“西安事变”的提前发动。

　　在这个复杂过程中，杨虎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杨虎城是一个既反封建又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将领，他一直致力于追求三民主义。1931年9月23日，杨虎城发表了《泣告全国人民书》，是第一个呼吁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伪“满洲国”成立时，又是他第一个通电全国，反对傀儡政府的。抗战时，日本虽未侵略到陕西，而杨虎城站在全民族的角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又是主动请缨，要求去赴前线杀敌打仗的。

　　1935年，东北军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当时张学良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常常私下以“老粗”称之。

　　后来，杨虎城分析认为，东北军是盲目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以剿共为由进入陕甘的，东北军的广大将士已经没有家了，虽然有(与西北军)争地盘的可能，但意义不大。在此之前，杨虎城一直想利用自己的力量在西北建立一个抗日基地，有人曾把这评价为“大西北主义”，但东北军进入以后，要想继续抗日基地的建设，就必须联合张学良。张当时既有家仇又有国恨，还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了东北。在进驻陕西时，张学良由原来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被降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成为一个负责局部地区军事事务的长官。

　　这种情况下，杨认为张已不可能长期的跟随蒋介石走下去，具备了可能共同抗日的条件。

　　张学良曾把蒋介石发给他的“不抵抗”电令拿给杨虎城看，杨虎城因此表示对张学良的同情，并适时提出了共同抗日的要求。在张学良询问怎样实施抗日时，杨虎城告知“光劝说行不通，不行就硬干”，但具体怎么“硬干”，张、杨二人并未继续谈下去。1936年6月前后，反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两广事变”爆发前，广西、广东都曾派代表与张、杨二人接触，二人决定以军事行动支援两广的行动，并策划了详细的军事部署。“两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前往南京开会，张、杨二人失去联系近一个月时间，等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已错过了响应的最佳时机。在这段时间里，杨虎城和幕僚已经制定出了“六项主张”，成为日后“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基础。

　　“捉蒋”的主意最早是由杨虎城的部下赵寿山在1936年10月前提出的，杨虎城当时并未立即表态，而是日后将这一动议告诉张学良的。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6日当天，杨虎城就向张学良提出实施“捉蒋”计划，并决定趁蒋介石在西安南郊视察时，由东北军对其进行秘捕，但张学良提出“何应钦也将来西安，到时一起抓捕”，因而推迟了计划。

　　12月9日，西安举行学生游行，张学良亲赴东郊拦住了前往临潼请愿的学生。当晚正在易俗社看戏的杨虎城得到报告，张学良的警卫一营营长带着两卡车士兵向临潼方向驶去，杨虎城以为张学良开始实施“捉蒋”计划，随即下令十七路军在西安城进行戒严。布置完戒严后杨虎城回到易俗社却看到张学良也来看戏，并和蒋介石的随行大员谈笑风生。经与张学良部下的沟通，杨虎城得知，派出的部队是防止学生再次游行而去公路巡查的，便立刻解除了戒严。第二天早上，得知戒严消息的张学良也很紧张，以为十七路军要单独行动，便向杨虎城询问原因。

　　杨虎城将前一日的“误会”解释清楚后，向张学良最后摊牌，表示“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

　　12月11日，张、杨二人准备一天后，于12日凌晨实施了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