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逼迫下发动的，它完全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有定论。本文仅就张、杨两将军同国民党方面某些政治人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张学良系东北军的首领，杨虎城是西北军十七军军长，两人都是国民党军队地方势力的重要人物，其所率部队先后被调至陕北一带，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共”副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的本意是要利用他们打共产党，但事与愿违，他们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多次向蒋提出意见，恳切陈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张学良的思想演变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反映。张学良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在青年时期就作为奉系首脑的继承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由于张学良早年接受欧美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协助其父治理东北的过程中，着力于发展实业，兴办学校，培养人才。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以后，激于家仇国难，张学良毅然决定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此举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国内舆论的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一再电告国民党中央关于日军侵略的暴行，要求给予制裁。当东北三省沦陷、热河危急之时，张学良和宋子文前往热河，发表谈话，谴责国联，并准备组织军队进行抵抗。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不久热河又沦于敌手，张学良戴罪出国。对此，张学良引为教训，后来一再表示，决不再蹈“九一八”的覆辙，宁可斗争而死，决不束手待毙。这不能不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基础。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但他并不理解共产主义。发动西安事变，是出自他一片爱国救亡的赤诚之心，是同杨虎城联合采取的一次正义行动。对张学良来说，只是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曾反复表白，只要蒋改弦易辙，我们还是拥戴他，绝对拥护、服从他。至于联合共产党，是因为大敌当前，不应同室操戈，相互残杀，消耗抗日的力量。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后又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剿共军事，指挥的兵力约三十万。在这期间，他率领东北军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华中，再从华中到西北，转战各地，深感颠沛流离、失地亡家之苦，更看到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不愿再蒙同室操戈之罪。当时东北军广大官兵思乡厌战，“打回老家去”的情绪甚为高昂，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特别是在同红军较量的几个战役中，东北军的几个师被打败之后，他从南京赶回西安，一面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召集会议，训令部队继续与红军作战，一面为在内战中丧师失人感到痛苦，开始考虑能否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接触。

　　1935年底，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清算了“左”倾错误，提出了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初，红军将领发表《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对张学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张学良更加迫切希望与共产党代表共商抗日大计。1936年3、4月间，张学良与我党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会谈，就东北军、西北东与红军停止敌对状态、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张学良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是使他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抗日阵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否则将是极大的损失。张学良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可见，张学良对蒋介石立足于劝谏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多次向蒋进行诤谏遭到拒绝，也可说是在“舌敝唇焦”的苦谏、哭谏失败之后，不得已才乘蒋又一次赴陕之机将蒋扣留，实行兵谏的。

　　毫无疑问，在西安事变发动和解决的过程中，张学良起了主要决策人的作用，但杨虎城同他密切配合、大力协助，也不容忽视。杨虎城与共产党的联系比张早。1935年12月，毛泽东写了亲笔信派汪锋去找杨虎城。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4月，王炳南受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派遣，到西安杨虎城处进行工作。张、杨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默契。在具体问题上，如对待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有过某些不同看法，张更侧重对蒋的说服、争取，力保蒋的安全；杨则更倾向逼蒋、惩蒋和防备蒋的阴谋诡计。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和对事变处理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这在事变发动前一天起草、于事变爆发的当天以张、杨等联合署名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可以看出。宣言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条件，并明确提出对蒋介石是“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同他们多次发表的讲话、通电所强调的精神也是一致的。由于当时两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从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张超过杨，但从对形势发展和蒋介石本质的认识来看，杨虎城则更加清醒和深刻。

　　张、杨为实现逼蒋抗日和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在扣蒋的当天，一方面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邀其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在12月12日致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这次事变是“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并致电冯玉祥(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请其“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决不是出于对蒋的个人恩怨，或争夺权力的需要，而是出于民族国家大义，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的赤诚之心是“可质之天日而无愧怍的”。历史证明，张、杨发动的这次事变是成功的，对这次事变的处理是正确的。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张学良几乎终身被监禁，杨虎城惨遭杀身之祸，他们两人堪称“千古功臣”。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南京政府内亲英美派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的积极调解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按照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对事变的理解，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插手干预，日本外务省于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政府对事变的方针，“静观事态之演变”。日本外相有田于19日对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国内亲日派势力也蠢蠢欲动，妄图利用事变扩大内战。当时正在国外的汪精卫在事变发生后，急忙离欧返国，动身前，在日内瓦召集中国驻法、英德、意四国大使开会，坚持继续剿共的主张。 

　　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对张、杨严厉谴责，为主讨伐；一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对张、杨的行为表示理解，主张通过调解和平解决。

　　亲日派认为，张学良的行动得到中共或第三国际的支持，张、杨必然以蒋介石为人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南京政府决不能屈服于这种威胁，应采取强硬态度，武力解决，对西安进行讨伐，他们强调只有这样才可使蒋介石更加安全。国民党于事变发生当晚十一时半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对张学良的处置办法，接着发布了国民党政府对张学良褫职严办令，指责张“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职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中政委又决定何应钦任讨伐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当时形势颇为严竣，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宋子文、宋美龄等坚决反对讨伐，主张政治解决。他们认识到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抗战、相信张一再保证蒋的安全，也就有交涉的余地，可以通过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大，孔祥熙即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巳之苦衷”。在他致各省市当局的电文中则称：“获读西安少数将领通电，对中央意旨，显有误会之处”，要求备安职守，稳定国内局势，孔祥熙同时致电阎锡山，请其从中调解，“尚希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在孔的多方斡旋下，各地方势力政治人物也纷纷电文往来，进行调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立场和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在上海。当晚得悉事变消息，连夜赶回南京，她对何应钦等的态度以及中常委会议决议，甚为不满。据她后来回亿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她与宋子文一起，一面说服讨伐派暂缓行动；一面派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往西安。端纳曾任张作霖、张学良的顾问，1935—1936年间又任蒋介石的顾问，与宋美龄私交甚好，是英美驻南京大使馆的实际联络人。他接受宋美龄的托付，充当调解人，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端纳到西安即向记者发表谈话，肯定“张、杨此次举措，纯为救国主张，绝无对人之意，余甚钦佩”。他规劝蒋介石“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并明确表示，对蒋宋集团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张、杨和中共，而是亲日派。端纳之行反映了亲英美派宋氏兄妹的观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接着，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抵西安。对于宋子文等的西安之行，共产党曾寄予很大的希望。当时西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正告宋子文》的评论中写道：“西北民众深刻的相信宋先生是中国的爱国分子，亦希望宋先生作一个全国民众崇拜的救亡领袖”，宋子文行前接见新闻界并发表谈话，其要点为：一、公开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二、明确表示西安事变将取有效之方法于最短期间妥为解决；三、宣布中、中、交三银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此次谈话对当时动荡的局势起了稳定的作用，为和平调解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宋氏兄妹在西安期间活动的目的，就是促使蒋、张在联合政府与停止内战方面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关键是蒋介石在原则上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质问题是容纳共产党和把亲日派分子从南京政府中清除出去，这是日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当时的宋子文、宋美龄，不愧为识时务者。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国内形热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理解和同情张、杨的主张，立足于规劝蒋介石接受西安的正确建议。宋美龄说：“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

　　本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同张、杨和中共代表会谈，主要是说服蒋介石，他们的工作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不容低估的重大作用。据吴天伟引用宋美龄的回忆说：“西安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筑起墙，而我盖上了顶”，从国民党政府方面来说，这个概括是恰当的。当然，从全局来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起作用、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明智态度，绝不应单从他们同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中去理解。他们的态度，反映了英美集团在华的利益和要求，这在客观上对抑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是有积极作用的。宋子文长期接受美国的教育，一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民主政治，与蒋介石独裁和内战的政策早有分歧。他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反对蒋介石为了剿共战争把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的财政收入用来购买军火、发放军饷。他目睹上海战争造成的贸易停顿、关税收入下降、资本损失等现象，曾表示对蒋介石失望、认为蒋只把眼睛盯住共产党会忽视日本侵略带来的威胁。面对日本进攻造成的严重后果，他甚至说出了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看来是非常激进的话： “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在热河战役发生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塘沽协定后，宋赴欧美考察，与美国达成麦棉借款协议。后又与国联商洽技术合作，为从经济上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10月，当宋子文访美归国后，得知蒋介石由于内战向上海银行透支借债达六千万元之多，曾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不能不是宋子文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反对讨伐、主张和平解决的重要基础。

　　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政治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和日本在中国的矛盾，但是，他们作为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能够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大业着想，规劝蒋介石联共抗日，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内和平统一。他们的行为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不会被埋没的。

　　三

　　当我们全面回顾西安事变的历史时，不能不涉及这次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他既是这次事变中所要争取的主要对象，也是这次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和平条件，也就谈不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张学良、杨虎城成为全世界舆论的风云人，蒋介石也是当时举世瞻目、各方注意的中心。在西安被扣留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自1928年10月宣告完成北伐以来，他已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党和国民政府的第一个政治代表，对于维系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稳定国内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西安事变之后致电张学良说：“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当时苏联政府也认为，“蒋介石可能是足以领导对日抗战的唯一人物”。可见，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其政见如何不同，都非常看重蒋介石，希望能保住蒋介石，并通过他起稳定局势的作用。所以，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也是能否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国内和平的关键。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比较顽固的。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以剿灭共产党为主要任务，甚至当日本侵华活动猖獗、民族危机深重之际，还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兵力，加紧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围剿，致使大片国土沦丧，国内民情鼎沸，最后促使张、杨实行兵谏。蒋介石被扣西安以后，张、杨两将军和中共代表经过商谈很快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的关键是劝说蒋介石转变反共态度，接受和平条件。

　　蒋介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同共产党有矛盾。作为亲英美派的代表，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矛盾。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损害了英美集团的利益时，他有要求民族独立、摆脱日本侵略的趋向，这时就表现为既要反共，又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幻想利用英美，甚至日本来对付共产党，同时又准备依靠各种国际力量，甚至苏联的力量来制约日本。“九一八”以来，按照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直在调兵遣将，不断向共产党进行围剿，同时，也始终没有同日本签订承认“满州国”的协定并宣称“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反映了蒋介石矛盾复杂的政治态度。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发展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蒋介石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可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也反映了他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对张、杨始终持谴责、训斥的态度，对张、杨提出的条件也拒绝签字。他在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说，“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等等。看来是何等的傲慢顽固，仔细分析，很多话只不过是一种官冕堂皇的搪塞掩饰之词。实际上他的态度还是有所转变的。蒋介石在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前允诺了六点意见。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队，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并对杨虎城表示：“我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你们的错误，你们承认”。对此，毛泽东曾给予肯定，“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与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应该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实为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久，召集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发表了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宣称，为了抗日，要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等，表示将“集中全国之意志与力量，真诚坦白，做到团结一致，负责力行，以挽救国家目前之困难”。三中全会还部分调整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人员，削弱了亲日派的力量，不久又相继释放了上海被捕的七君子及其他政治犯。在这个基础上，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为实现第二次合作作了准备。

　　遗憾的是，蒋介石未能完全实现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回到南京以后，立即监禁了张学良，迫使杨虎城出国，整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的积极作用。在五届三中全会上，不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反对，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叫嚷“军队统一”、“政权统一”、“停止赤化宣传”等等。尽管如此，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在强敌压境、举国同仇敌忾的爱国气氛中，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宣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上抗战之责任”。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共同抗战之必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审时度势，接受调解，转变态度，联共抗日，这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利国利民的明智之举，他这种积极的历史作用，人们也是不会忘记的。(李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