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争取和平调解”

    西安事变，国内外震惊，反应强烈。一时间，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世人关注的热点都集中在和平解决或是武力解决的问题上，换言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了问题的关键。

    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促蒋抗日、逼蒋抗日，并非除蒋抗日。因而，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17日到达西安，了解各方反应和西安情况以及与张学良商谈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建议。自此，前方后方，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电报往来不断，互传信息，共商计策，推动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

    经过几天后，事态渐趋明朗，需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于是，12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是继13日会议后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并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方针的会议，因而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认为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着。张闻天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共七点，比较系统和明确，阐述了我党在西安事变上的认识和采取的策略方针。

    张闻天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性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鉴于党内曾有过“审蒋”主张，张闻天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批评：“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这种明确的态度与其13日会议发言精神是一致的，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十分必要。

    最后，张闻天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西安事变上的舆论问题。苏联报纸自14日起对张、杨举动横加指责，称事变的发动是亲日派的阴谋等等，令人迷惑。而此时，中共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清晰的指示，所以对苏联的舆论党内有统一认识的必要。

    张闻天认为：“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会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那么，中共能否采取与苏联同一立场呢？“当然是不能的。”张闻天的回答是坚决的。这充分显示中共是独立自主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的，从而为否定那种屈从于苏联或听命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传统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和平调解方针已定，关键是如何运作。换言之，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

    张闻天在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时局和释蒋的看法，对促成和谈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张闻天认为时局的特点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战；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所以，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具体请周恩来与张、杨协商，可以在下列条件下与蒋介石、陈诚谈判，“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该电文受到周恩来重视，后来成为西安谈判的基础，它的基本精神在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六项条件中得到反映。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张学良为他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英雄“壮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客观上也使西安形势复杂起来，和平之路荆棘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