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兴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张学良将军文物专辟的“毅荻书斋”于6月1日张将军冥诞101周年之际公开，共展出5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书信、日记、笔记、字画、诗作、简报、论文、口述历史资料和访客记录。消息传出，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的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引来许多人参观索阅。这些文物资料允许外界公开索借后，连日来借阅者众多，超出容纳限度，哥大遂对每日借阅人数予以限制，规定参观阅览和采访均必须事先预约登记。记者提出采访和阅览要求，被安排在6月17日进行。

　　少帅遗作　走近不易

　　进入哥大校园，即可看到右面巴特勒图书馆大楼，张学良将军遗留文物则置于该大楼6层东北角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书库之中。

　　哥大图书馆的管理十分严格，不仅事先要打电话预约登记，当天到了图书馆大门口，还要再另外登记，拿出必须配有照片的身份证件给守门的工作人员验看，他才肯把你的大名输入电脑，打出一个纸条，贴在一个小而方的硬纸片上，你持之方可进入大门。到了6楼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仍得再次拿出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并同预约时留的名字核对无误，然后工作人员会问你有什么理由要看这些珍本善本，如果你提不出适当的理由，仍然不能借阅。

　　有了适当理由，仍然进不了书库。必须先索取目录指南，根据目录指南中所列文件编号，再填写索书单，交给工作人员，然后坐等他把所借书籍文物送来。

　　记者采访哥大图书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有些与外界所传大相径庭。比如所谓“毅荻书斋”，并不是像有些媒体臆测报道的那样是间独辟一室的书斋，而是一块在哥大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书库中7米长的摆放书架的地方。该馆管理员告诉记者，目前张学良将军的文物分置于6个书架上，但他的全部文物尚未整理完毕，以后如果增加了整理好的文物，陈列的书架也将相应增加。

　　哥大副校长尼尔对记者说，张学良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是世界性珍贵史料，哥大能代为保存，深感光荣与骄傲，哥大正式公开张学良的文物史料，有如烛光不因少帅过世而熄灭，而继续燃烧，照亮后世。哥大东亚研究所教授黎安友则强调张学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认为哥大保存少帅史料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哥大对知识产权十分重视。张学良文物分为两大部分，即文件和口述历史。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主任琼·艾什顿强调，张学良文件的所有权属于罗伯特·张(中文名字为张闾琳，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之子)，因此所有文物复制需持有罗伯特·张或其指定代表签署的书面许可文件。有关出版张氏文物的许可则必须与艾什顿本人书面接洽。所有文物未经许可不得拍摄。记者随身携带的摄影包因此被要求寄存至该层614房间。不过，用笔抄录是可以的，能抄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口述历史的所有权则属于珍本与善本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玛丽·克拉克。有关口述历史的出版事宜必须与克拉克女士联系。访客在参观文物和阅读文件之前，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上述版权的影印文件。

　　毅荻书斋已展出的文物史料很多，时间跨度也大，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文字风格也不相同，有文言，有白话，也有半文半白者。如《西安事变回忆录》等多属文言，而口述历史资料和访谈等皆为白话。在张学良整整一个世纪的生涯中，西安事变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事，所以记者最为关注的是张学良有关西安事变原因的自述。

　　西安事变　真情告白

　　在毅荻书斋，有关西安事变的手稿有3个版本，被置于同一书夹中。这3个版本分别是张学良应蒋介石之命于1956年12月就西安事变写的回忆录手稿、蒋经国以此为底本删改润色后的版本和国民党政府昭告世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的回忆录手稿用钢笔书写，字体刚劲有力，虽然有些地方有改动，但都一目了然，相当清楚。《西安事变忏悔录》则为毛笔小楷，字体十分工整，亦无涂改，一看便知是御用文人捉刀之作。据说，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忏悔录》出笼很愤怒，曾言：“哪来忏悔之说？”显然，忏悔录内容多经国民党执政当局根据政治需要而修改，虽挂名张学良为作者，实际上与其原稿和原意大有距离。另有1957 年5月10日刘乙光(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交给蒋介石的由蒋经国修改的版本，据说是因为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回忆录的原稿不满意，命其“补充”，再经蒋经国润色修改，标题为“西安事变反省录”。从“回忆录”到“反省录”再到“忏悔录” ，如今置于一夹，读来甚感有趣。下面所述，则一概依据张学良的回忆录手稿本。

　　由于这篇回忆录是应蒋介石之命所作，张学良开篇便写道：“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有良个人说起，方能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于是，张学良“坦白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求事实”。他将自己的5种个人秉性罗列为西安事变的个人因素。

　　这5点如下：(甲)十一岁慈母见背，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一己独断孤行，未足而立之年，即独握大权，此真古人所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乙)处世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熏陶，如今思来，皆受之于西方师友者为多也。(丙)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意。(丁)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人之遇难(即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不已。(戊)厌恶内战。

　　除了个人秉性，张学良列出了西安事变的3个远因和两个近因。3个远因是：(甲)“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少帅说他当年从海外返国，原拟以抗日为预先工作，并想做一名“超脱军人”，“不再统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他也不愿意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这些希望都“ 事与愿违”。(乙)“对共产党人不正确之观感”。少帅在这里透露出对共产党的同情。他写道，他对共产党“殊少研究和认识”，却被所捕共产党重要人物韩麟符的供状打动，“阅读之下，深有所感”。此外，在湖北时，部下王以哲之侄因“通共匪嫌”被捕，少帅亲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辞，深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忱与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丙)伏下之祸因。少帅写道，在湖北时，李杜曾对他说，准备返回北满(今黑龙江吉林一带)，召集旧部抗日。张学良对此深表赞许。当时北满已有共产党活动势力，李杜曾说，“去北满必须由俄，两者关系，必须向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少帅然之。他说：“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两个近因是：(甲)“蒿目时艰，忧心如捣，友朋责勉，热血沸腾。”(乙)“剿匪失利，羞忿交织，进退维谷，彷徨无策。”张学良说，他因“彷徨无策 ”而交结共产党，因为当时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实攻我心”，“ 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撼动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已深入少壮者之心”。张学良说，他当时征询多人意见后，“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不过，少帅在回忆录中强调他绝不诿过他人，“虽然策出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他还说，因为当时尚不知共产党真

　　意，因此必须先与其联系。搭上线之后，张学良约周恩来在延安天主堂会面，“约谈两三小时，良告以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钧座(指蒋介石)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恩来询问日本广田三原则事，张学良说蒋介石绝对不会应允。张学良还写道，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的领导，但周恩来却提出令张学良动容的反问：蒋介石“左右为何乎？”周恩来说，他和许多共产党人都是蒋的旧部，“中央既然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痛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周恩来向张学良承诺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蒋领导。

　　张学良写道，紧接着，他同周恩来讨论了具体条件，包括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整编集训、准备抗日、保证不欺骗、不缴械、取消红军名称、同国民党军待遇一律等共10点。他说：“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之情，未敢后人。”不过，由于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介石报告。

　　拘禁岁月　长思杀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冲动之下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以为此举可挽回蒋因西安事变被捉而失去的面子，并相信蒋介石的大度宽宏和几位大人物的鼎力担保，会让他重返西北军中。殊不料蒋介石一回南京就自食其言。张学良从此永远未能再指挥大军驰骋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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