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连锁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危机，从华北危机到“一二·九”运动，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一声炮响、伟大的八年抗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一连串有连锁关系的历史事件中，“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有侵占东北后，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备尝国破家亡的痛苦，厌倦内战，迫切要求抗日。第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对蒋介石坚持内战，排除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极为不满。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剿共”前线，受到红军沉重打击，损兵折将，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鉴于国难当头，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写信给杨虎城，向他指明了联共抗日的出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首先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有建设性的秘密会谈。特别是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当时还在东北军占领下的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促使张学良决定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随后，中共中央又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这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不但对张、杨多次联共抗日的要求横加拒绝，反而强迫张、杨加紧执行“进剿”陕北红军的命令。这时，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安事变的爆发也是“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影响的结果。“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1936年1月，张学良就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并先后三次打电报，要东北大学的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研究，让东大学生宋黎等去西安。宋黎等晋见了杨虎城，并应邀向西北军将领介绍“一二·九”学生运动。宋黎慷慨陈词，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杨虎城更是激动不已，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不久，宋黎等见到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讲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坚决主张抗日，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当即决定把宋黎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在这期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正式派出了由学联和民先主要负责人黄诚、敖白枫、何风元等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明了北平学生效亡运动的宗旨，并在西安好多学校作了报告。1936年7、8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从北平去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

　　在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展开。到12月初，党组织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势，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通过“西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12月9日清晨，当游行队伍集合时，特务军警悍然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决定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闻讯，急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强令制止学生“胡闹”，并连声说“格

　　杀勿论！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亲自驾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他说，再向前走就有危险。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高呼：“我们愿为祖国而死！”全场痛哭，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哭了，他激动地高声向群众说：“我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了，立即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并电促在欧养病的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回国，以便取蒋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议论纷纷。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在西安的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14日，西安各界集会，列举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义愤的群众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12月16日，西安各界召开了市民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到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会后举行了穿过全市的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西北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

　　(二)

　　在北平，“一二·一二”大示威的第二天，学生们从报纸上看到用特号字标出的《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顿时，群情鼎沸。进步学生大喜若狂，奔走相告。许多人以为只要杀掉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可以号召全国抗日，因而主张公审并杀掉他。有的人主张再发动一次游行示威来声援张学良、杨虎城。也有少数头脑冷静的进步学生，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主张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好。在右派教授和学生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或是垂头丧气，或是破口大骂。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国民党党义的教授熊梦飞在课堂上哭丧着脸对学生说，蒋介石如何忧国忧民，如今“不幸蒙难”云云，并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堂下有的学生对他的讲话极为不满。

　　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广大中间学生茫然不知所措，有些人出于单纯的爱国心，担心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也有些人认为，当时全国大部分武装力量还在蒋介石的统率之下，蒋介石一死，群龙无首，国内将会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更不能抗日了，所以他们也不赞成杀蒋。

　　学委会负责人了解了中间同学的这种情绪，担心如果游行示威，将会脱离群众，便提出了不同意见。

　　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召集北平学委开会，市委黄敬也出席，讨论如何应付西安事变问题。黄敬如实反映了进步学生普遍的意见。学委负责人则认为不可贸然行动。彭真要求大家耐心等待中央的指示。

　　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曾打电报给北方局刘少奇，指出了存在着扩大内战的危险，要求“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之类的团体……”

　　12月16日，中共中央经研究后，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同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这一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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