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29日文章]题：亲历毛泽东起伏的美国人（作者：罗伯特·马昆德）

　　“我从来没打算过留在中国……我甚至从来没打算去过中国。”

　　李敦白的生命和世界里，有太多的矛盾之处。他深刻地了解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且还不是目击者，是亲历者。

　　能够眯上眼睛，回忆起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年轻革命者，在延安窑洞的豆油灯下，打扑克牌和跳民族舞的场面，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李敦白就是其中一位。这个满怀理想主义的犹太男孩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人，他随美军进入中国，后来就留在了那里，梦想着迎来一个没有肤色和种族差异的新社会。

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交给了他一项负责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工作。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高级干部，翻译过毛泽东的著作，随后又升迁到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他结了两次婚，作为极左派搞过政治。他还两次被投入监狱。

　　在中国呆了35年之后，饱经沧桑的李敦白于1980年离开了中国，比起来的时候，他忧伤了很多，也睿智了很多，但热情丝毫未曾减退，仍然挚爱着这个国家的语言和人民。

　　如今，这个曾经振臂高呼，要一直战斗到“国际工人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已经变成了西雅图和北京的商业咨询人士。

　　李敦白说，当然，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没有热水和火炉、只能在公共浴室洗澡的时代已经划上了句号。中国人的地位获得了提高，他们的声音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为此，他们也感到自豪。

　　但是，李敦白指出，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背后也隐藏着危机，主要是自身的问题。这个国家“在长征结束70年之后，来到了十字路日，可以说是生死关头”。他说，中国首要的问题是缺乏传承下来的道德和精神价值。

　　离开中国以后，李敦白也全面地反省了自己。他承认自己幼稚盲目，犯了错误，尤其是当年还曾热情地支持过文革。那是一段“意识形态错乱” 的时代，人们“硬下心肠，以为善的名义，压制了人类的所有情感”。

　　早年，李敦白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去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哲学。后来军队让他学习日语，以便在二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时候派上用场。对此他说，他不想在日本呆上好几年，觉得没准学汉语能早点回国，于是就去斯坦福大学改学了汉语。他那时还通晓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但是却热爱上了汉语。他认为汉语“太奇妙了，直到现在，每认一个生字，我还是会觉得兴奋”。

　　随部队到中国后，李敦白对共产党的兴趣促使他卷入了地下活动。他见到了周恩来，听他发表演讲。这位日后中国的领导人彬彬有礼地提醒他，鼓掌鼓得太大声了，国民党间谍会发现，那样会有麻烦的。他感到非常震惊：周恩来居然注意到了自己。

　　一两年以后，李敦白在飞扬的尘士中跋涉800公里，来到了延安的窑洞中，那里是革命的中心。他的工作是把毛泽东的话翻译成规范的英语，并且把以莫尔斯电码收到的国际新闻翻译成汉语。他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帮助中国从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下获得解放。

　　对于毛泽东，李敦白的感受很复杂。他说，毛泽东“打心底里认为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他“绝对是个天才人物和才华横溢的作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篇文章，准确地揭示了日本军队必然覆亡的原因。

　　李敦白说，意识到错误就是解放了自己。中国也许正在经历精神危机，但是，中国历史就是一个断裂和复兴的周期。在20到30年内，中国将确定和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找到一个光复其文明的新途径。（来源：参考消息 2006年11月30日）